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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模式助力国际一流教育学科建设

   2020-05-07 14:02:20 来源: 本站

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教育学科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综观国际经验,一流教育学科的建设有打造高原高峰、学科交叉创生、精细化发展和弯道超车四种主流模式,在整合学科布局、科研平台、学术团队、人才培养和社会影响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路径,为我国教育学科凝练特色优势、跻身国际一流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原高峰模式:打造旗舰型教育学院

一流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是高水平教育学院与综合性大学的强强联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均经历了由独立办学、发展壮大到并入综合性大学的历程,其办学底蕴深厚,学科自主性强,形成了高原高峰式的发展格局:学科布局覆盖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含教育心理学),形成了整体性学科高原;在此基础上,以若干高峰学科牵引带动学科交叉,不断形成新兴学科生长点。

旗舰型教育学院依托一流综合性大学平台,建设了大量科研机构和团队,重点培育若干国家级或国际联合研究基地,打造一批旗舰型学术刊物,引领国际教育学术前沿。在人才培养方面亦拥有常规教育学院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开设出覆盖教育学全学科的专业和课程体系,提供丰富可选择的教育学术资源,创造出丰富的实践学习机会。深厚的教师教育办学底蕴和顶尖的智库平台使其成为国际教育政策与实践的领航者,迈上国际教育学科共同体的巅峰。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创建于1902年,在独立办学超过一百年后并入伦敦大学学院(UCL),近年来蝉联QS全球教育专业排名榜首。该院拥有超过400位教师和超过40个研究机构,形成了教育学、心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支撑的学科高原,堪称教育学科的航母。通过学科内生交叉,打造出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领导力、教育神经科学和量化社会科学等高峰学科,建设了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委(ESRC)资助的若干国家级科研平台,主编《教育政策研究》《英国教育研究》等顶尖SSCI刊物。围绕教育学科体系设置了57个硕士学位点和24个教师教育证书项目(PGCE),涵盖了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的全部领域。高水准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平台使得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成为国际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引领者。

学科交叉模式:综合性大学内生教育学科

不同于前述高校合并既有的教育学院,一些综合性大学通过校内学科整合自主创建小而精的教育学科。QS全球教育专业排名前十位的教育学院中,共有六个为综合性大学自主创建: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剑桥大学教育学院、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研究院。综合性大学内生性教育学科的特点与优势在于,教育学科与大学的发展实现了深度融合。

在学科交叉创生模式下,高校立足于本校已有学科特色,寻找与教育学契合的学科交叉点,通过跨院系资源整合推动教育学科创生。其科研平台与学术团队多采用跨学院组织机制,为教育学科发展提供经费、人员和设施保障。依托顶尖综合性大学本身的社会声望,为教育学科引入顶尖的师资和生源,通过跨院系选课、联合导师等机制培养复合型教育学人才。综合性大学内生教育学科多以培育新兴学科方向和提供智库服务为战略方向,借助高校自身的广泛国际影响力,打造成教育科学的创新中心和智库策源地。

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在其百年办学历程中始终坚持小而精的发展路线,教师规模维持在60人以内。在教育循证研究的浪潮下,该院统整心理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商学院、法学院和胡佛研究所的学术力量,创建了跨学科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中心建立了斯坦福教育数据平台,推动教育实证研究范式发展,同时与旧金山地方学区密切合作,充当国家和地方重要教育智库。中心开设的教育政策博士专业因扎实的量化方法和跨学科研究范式训练而位列US News全美第一,其师资来自教育研究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心理学系等多个院系,生源选拔同样向各社科类院系开放。除该中心外,教育研究院结合学术前沿创建了学习行为实验室和人文科技高等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国际教育学新兴学科增长点的重要策源地。

精细化发展模式:打造教育分支学科高地

综合性大学内生教育学科的路径除了学科交叉模式,还有一种聚焦于教育分支学科的精细化发展模式,如波士顿学院教育学院、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国际研究中心和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均以高等教育学为学科重心。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通常源于特定的发展机遇(如引进学术领袖),通过对教育分支学科的精准扶持,使其获得比在综合性教育学院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打造学科高地并凝聚和牵动整个教育学科的发展。

在精细化发展模式下,特定分支学科(如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科发展的主线,能够获得充裕的学科发展资源。通过打造国家级或国际联合研究基地,承接重大项目,举办旗舰性学术刊物,建设完备的专业和课程体系,打造高水平的学科平台,产生辐射整个教育学科的外溢效应。在此过程中学术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培育良性学缘关系,推动特色研究范式乃至学术流派的形成。整体而言,该模式有助于打造特色学术流派、人才培养基地和战略型智库。

波士顿学院教育学科的发展重心为高等教育学,于1994年引进著名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教授,为其成立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将中心作为学校教育学科发展的战略平台。在学校提供的经费、人员及招生名额保障下,中心完成了20多项重大项目,出版了44本专著和各类报告,主办《国际高等教育》学术期刊,并开设了极具特色的“国际高等教育学”专业。多年来,阿特巴赫教授及其研究中心的学术影响遍及全球,打造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特色学术流派,对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学科的高峰效应反过来推动了波士顿学院的教育学科跻身世界一流。

弯道超车模式:跨越式发展的“亚洲现象”

近年来,国际大学排行榜中的亚洲高校日益增多,一批亚洲教育学院在QS排名中跃升至全球前50位,以上院校有着如下的群体肖像:并入综合性大学的旗舰型教育学院如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综合性大学内生发展的教育学科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亚洲传统师范院校中的佼佼者如香港教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在上述弯道超车发展的“亚洲现象”背后,既有各校自身悠久的办学底蕴,也得益于亚洲高校的后发优势:通过政策与集中性投入,推动高校进行全球揽才、提升国际显示度、强化国际期刊发表,迅速提升科研成果与学术声誉,实现国际排名的跃升。

在弯道超车模式下,亚洲各国的旗舰型教育学院依托政府财政支持,积极扩展国际合作科研平台,主办国际会议,创办英文刊物,参与全球教育学术治理。大力引进高产型国际学者,包括国际知名刊物主编、学会负责人和院校领导者,通过准聘—长聘制(tenure-track)和博士后科研岗(postdoctoral fellowship)聘用海外青年学者,实施成果导向管理,强化聘期任务和考核。在人才培养方面,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国际化学术资源,如联合培养、交换学习、出国参会和短期访学机会。通过以上措施实现国际发表、国际声誉和国际排名的快速跃升。

近年来,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并推行分步骤实施路线图,如中国的“双一流”计划、日本的“全球COE计划”和韩国的“智力韩国21-PLUS工程”。在雄厚经费的支持下,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首尔大学教育学院主动作为,联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等国际顶尖院校成立了“教育学院国际联盟”,提升亚洲教育学院的国际显示度。同时,各校积极筹办英文学术期刊,培育出如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等SSCI刊物。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香港教育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工作引人注目:前者以讲座教授席位引进知名学者,部分系的讲座教授人数达2—3位,推动了该校排名的跃升;后者则依托各类博士后项目引进一批海归博士,通过精细化的科研绩效考评机制,实现SSCI论文的爆发式增长。以上努力使得亚洲高校成为国际教育学科舞台的后起之秀。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广东教育学会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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