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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学理论创新高层论坛在沪举办

   2021-04-01 09:44:49 来源: 本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近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学理论创新”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学理论创新高层论坛”在沪举办。该论坛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2020)学术年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 新理念 新格局”系列主题论坛之一。

“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学理论创新”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刘欣教授致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以及复旦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1位知名社会学家做了主题报告,4位专家对报告进行评议。与会专家就社会转型的概念、社会转型的进程、社会转型的影响、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如何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经验转变为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概念等议题进行了研讨。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线上会议。

认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

刘欣阐释了社会转型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转型可以看作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变迁,它以改变社会整体的制度结构为目标,其核心是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转型可以是非连续性的骤变,也可以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生的相对连续性的变化;社会转型主要是社会个体成员自上而下发起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起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转型的目标是动态调整的,是在“变”与“不变”的平衡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军教授认为,社会转型的“型”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因此,社会转型概念强调结构性的整体变迁。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因而被称作“转型”社会。

刘欣表示,既然社会转型的核心是社会结构转型,而经济制度结构在整个制度结构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我们就应从产权结构出发来认识社会结构,进而认识社会转型的进程和阶段特征。他对中国社会结构从产权制度安排、产权与国家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协调机制以及建立在这些因素基础上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层级关系四个层次和维度进行了分析,并据产权制度安排特征,将中国社会转型划分为转型早期、转型中期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进而从上述四个维度,揭示了社会转型各阶段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刘欣还认为,文化传统、非正式制度对转型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要重视从文化研究、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予以理解。

加强转型社会的风险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认为,要从技术角度认识社会转型的进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迅速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后工业社会,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技术创新既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型得以迅速进行,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进行的剧烈社会转型也必然带来社会各部门之间变革的不平衡性。中国社会转型不是均质的转型过程,而是有些部门、群体先转型,有些后转型。社会转型的非均质性导致社会结构从平衡到失衡再到新的平衡,随之而来的转型过程中的摩擦与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风险,即转型风险。我们应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形成良治环境,避免风险的结构化。这要求在社会治理中,要在全面认识社会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治理社会化、促进社会自治,从而形成新结构状态下的积极的自平衡机制,防止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防止社会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

文军探讨了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对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高流动性和高风险性,绝对知识和权威受到挑战,发展环境、生活机遇、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同时,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也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和利益分化、多元分散性的社会格局和部门分立体制等,都意味着“转型”的社会结构在时间上难以持久,在空间上也难以具有相对固定的“框架外形”。有必要寻求国家干预、市场机制与社会结构间更好的协同机制。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周怡教授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提供了对社会转型的解释。她认为,可从文化结构或文化图示角度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社会行动的微观机制。文化结构或图示即人类文化常识的信息包,是指挥行动者行动的一整套内心意义符码,通俗来说,可将其视为一套类似“好的、坏的”“漂亮的、丑陋的”“真的、假的”等支配行动的二元符码。现有的结构解释往往从宏观社会经济变迁理解较为微观的个体/群体的价值观和行动模式,忽视了居于中层的社会共享文化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她建议从传统话语体系、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市场话语体系三个维度理解社会文化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模式的。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天夫教授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边缘群体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转型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导致社会群体不断分化,理解这一群体有助于揭示社会分化的机制,凸显社会治理与社会关怀。信息技术支撑的数字化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同样对社会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数字化时代分化社会群体的机制和过程。数字化社会使信息获取的成本大大降低,人群在信息获取上的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同时,它也给个人带来了更多可能:个人可以同时做多件事,也可以同时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与更多人交流。在数字化时代,新的边缘群体正在出现:如缺乏信息获取能力的老人、被数字和信息技术控制的劳动者等。理解这些社会群体的命运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龚维斌教授对转型社会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议。他表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社区,社会治理的出路在市域,社会治理的保障在党建。在区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的基础上,他认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社会自治。纵观社区自治历程,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重“区”轻“社”的倾向,应加强对社区内聚力和社区共同体的建设。

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马西恒从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前,社会被定位为市场化改革配套的位置,基本公共服务较为短缺。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逐步加强,强调改善民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要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表示,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涉及阶层固化、信息技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些结构性问题都要求从社会治理角度加以应对。而当前社会治理呈现的技术化、基层化和空间化特征,表现为“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以及属地管理,难以承接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挑战。他建议,社会学应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评判标准和意义体系,推动社会治理超越单纯技术层面的管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经济层面从单纯注重生产,转向对生活的关注;文化层面表现为重视环境、以人为本、个体发展等后物质主义特点;社会层面则体现为新中产阶层的兴起。基于上述新时代的特点,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中应重视人的因素。

如何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经验转变为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论述了从具体的中国经验上升到普遍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她表示,将局部经验一般化,就需要将其总结为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原理、定理或公理,要将其努力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知识体系中把握特殊性,要在理论形态上与已有的知识系统交流。提炼普遍性要求抽象化、形式化能力,这是分析得以展开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必备能力。这样的中国经验才不仅是地域性的,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距离理论自觉仍有相当距离。在研究中,大量概念和命题仍是以西方社会学的话语形式进行表述的,但其内容则发生了重构性变化。他号召进一步反思和概括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创新的重要理论现象,以理论的自觉,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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