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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卉:修身与明道 ——赵南星的《学庸正说》思想

   2020-05-19 15:58:44 来源: 本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赵南星(1550—1627),直隶真定府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人,明代后期著名政治家,官至吏部尚书。其刚正不阿的政治品格与豪侠风骨历来为人称道,被誉为“泰山北斗”,曾国藩亦以其为慷慨悲歌的燕赵儒家典范。作为燕赵大儒,赵南星的理学思想有其独特建树,可惜学术界对此鲜有论述。笔者以他的《学庸正说》为据,阐释他的理学思想及学术贡献。

著书缘由

传统儒家思想在明朝晚期深陷危机和挑战,赵南星撰写《学庸正说》试图回应时代问题。

一是匡正王学末流的弊端。明朝中晚期,王门后学中出现“玄虚而荡”“情识而肆”等流弊,动摇了传统儒家的礼制秩序和人伦道德根基。赵南星忧称:“今人人妖言,类病狂丧心者,天下安得不乱哉?”他亦指责王学末流谈空说幻,对儒家经典略观辄弃的行为实属无知之举。他推阐《大学》《中庸》之义,以期提撕人心,改变士风。

二是抵抗佛老对儒家思想的解构。晚明时期,不少士大夫援佛入儒,稀释了儒学的内纯性和正统性。赵南星痛叹“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释氏之道”。他著《学庸正说》,试图以儒家经典扶正人心,清除佛老的侵蚀。

三是拯救颓靡的燕赵文风。赵南星称燕赵自古文风质朴醇正,“今亦随俗为邪僻,不类燕赵之产”,这种文风直接导致了人心不古,亟须救正。他作《学庸正说》“词旨醇正”,不求怪异,正是对当时文风的拨正。

思想主旨

赵南星的《大学正说》以修身为重点,《中庸正说》以明道为核心。

首先是《大学正说》的修身观。“修身”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内容,赵南星坚守儒家的传统立场,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的根本,“身无不修,则有以仪刑其一家,家不由是而可齐乎?家无不齐,则有以感化于一国,国不由是而可治乎?国治则笃,近而举远,举此以加彼,而天下之平也不难矣”。

修身乃“人人之责”。赵南星认为,人人需以修身为本,方能承担起自身之责。在责任方面,天子责重,庶人责均,不可推卸,“分虽悬绝,而道则一致,皆以修其身为本。齐治均平无一人而可自诿,则格致诚正无一人而可自怠者也”。

修身以“絜矩之道”为准则。赵南星称,人性因气之拘蔽而昏暗不明,需通过功夫来彰显明德。修身在个体层面表现为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在社会层面突出体现为“絜矩之道”。赵南星的絜矩之道本于孔子的忠恕之道,他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之则,推己及人,达到“远近大小平均如一,而咸遂其兴起之愿”。赵南星高度赞扬“絜矩”,将之看成治理之道和修身之德。

修身以内善外治为目标。赵南星认为,修身的目标在道德维度上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在社会治理维度上达到外王的社会治理目标,公其利于民。

其次是《中庸正说》的道论。《中庸正说》中的“道”贯穿万有,统摄一切。“道”分天道、人道,两者不可分离,人道以天道为根本,天道为人道的绝对性、权威性提供支撑。归纳而言,赵南星的道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道即太极。赵南星承袭朱子之论,以太极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太极即道,道即太极。他称:“盖道也者,不沦于无,不囿于有,流动而不滞,充满而无遗,何如其洋洋乎。万有不齐者,物也,而斯道之流行实发育之,太极之真变化乎。”赵南星着重突出“道”的创生性、活动性、普遍性。

其二,道即中庸。赵南星称“道者,中庸者也”。中庸之道是平常之道,是天下至道。人不离道,亦不能损益之。中庸之道虽平淡,却易简神奥,不可以智识强求。

其三,君子之道与中庸之道同。君子之道同于中庸之道,表现为无物非道,无事非道,无物不包,无物不体,无处不在,且人不能违背。也就是说,君子之道既具普遍性,广大周遍,又具绝对性,人人必须遵从。

其四,天地之道与圣人之道同。赵南星称,天地之道是宇宙之大化流行,万物依此在天地间并育并行。天地之道的本性是诚,所以天地之道亦是至诚之道。孔子作为圣人之道的集大成者,其圣心至诚,能统会万理,且存有万理之根,因而同于天地之道。

赵南星的“道”论是本体论和道德论的统一,他虽继承了朱子的观点,但更重视“道”,凸显道体的生成性、活泼性、流动性。同时,他强调道的不同形式,借助道德理性的普遍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把天道和人道相贯通,显示出明代理学的独特之处。

思想特点

概言之,赵南星的理学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朱学为本。赵南星推阐经典大义时,多以程朱之论作为阐解之基。他肯定朱子的格物论,批评王学舍物求心之弊,甚至称“良知者,阳明之障也”。四库馆臣亦赞其尊朱取向,称其确然守先儒之旧。二是兼采王门后学。赵南星并非一味批判王门后学,他自述从杨起元处接触罗汝芳之学后,读孔孟之书乃稍知其旨趣。《学庸正说》中赵南星多处引用罗汝芳之论阐发经文,可见他并不拘于门户之见,而是试图融会朱陆,体现出晚明思想界试图以程朱收束王学的学术趋态。三是调和朱王之学。表现为,首先,他既不取朱子之“理”,也不取阳明之“良知”,而是以“道”来融通朱王之说。其次,他既强调格物致知,又注重王学的良知、心的主宰作用,以天赋的道德萌芽为端,肯定后天的涵养,既避免了王门后学蹈虚履空、好高骛远的学风,又避免了朱学末流读书穷理、皓首穷经的弊端。

赵南星对朱学的复归,对王学的批判、吸收无疑契合了明清之际的学术发展趋势。在大力表彰和传承燕赵地域之学的今天,他的思想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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