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及其逻辑对接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怎样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的“窑洞对”给出了民主新路、人民监督的第一个答案，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建设、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重大战略思想。穿越3/4个世纪，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理论思考、实践基础。本文论述了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本质特征，揭示了自我革命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否定性的自我扬弃、深刻性的鲜明品格、长期性的历史过程等本质特征，揭示了其与人民监督的内在逻辑联系。由人民监督延伸到自我监督，着力在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向上对接，突出反映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演进、人民监督的守正创新、赶考之路的接续奋斗等方面，丰富发展了执政党自身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理论。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人民监督；自我革命；逻辑对接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总结和阐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阐述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习近平强调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窑洞对”第一个答案的思想，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入研究和揭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答案和自我革命答案的生成逻辑及其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我们继续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时代课题，增强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窑洞对”答案的历史维度、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1945年7月1—6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名国民党参政员在延安开展考察活动。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窑洞中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在谈感想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亦深表赞同。他说：“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一)毛泽东对历史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和规律性认识

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充满了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在国家分裂时期，更是烽火遍地、皇权短命。其原因在于封建专制统治与农民的根本对立，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自然激化阶级矛盾，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封建政权。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揭示了一条基本的线索：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还指出：“多数朝代的更迭，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封建统治阶级逃不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在人民群众之中，在于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力量，在于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一切反人民的独裁统治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终归在人民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土崩瓦解。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最后，自信又自豪地预言：“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正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法则的深刻把握，使毛泽东的“窑洞对”充满了自信和底气。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碎压迫人民的反动政权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热情歌颂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深刻地揭示：“农村革命是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贫困的农民在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初步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并作了一个高度概括的结论：“历史给予我们的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争取人民大众的民主，开辟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主新路。当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之时，毛泽东深入思考如何从第一步的争取民主走向第二步的维护发展民主，巩固和建设人民政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课题，并且提出民主新路、人民监督的答案，进一步深化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来自人民的委托，人民是国家权力主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授予中国共产党，授权主体与监督主体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对权力来源负责，必须接受权力主体的监督，服从授权主体的意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规定，普通劳动者可以担任公务员，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和对公社权力的监督。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公仆，接受人民的监督。马克思称赞其为真正的“国民政府”。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重视对公社权力的监督举措，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权力机关的运行始终处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二是人民有权随时按照法定程序撤换和罢免他们选出的代表和管理成员。这两条举措使公社的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的监督下工作，权力行使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党、红军和人民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的反革命叛乱，捍卫和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他十分重视苏维埃政权自身建设，特别强调“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他高度重视从劳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而且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劳动群众对苏维埃政权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强调“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突出了人民群众是新生政权的坚实根基，接受人民监督是执政党巩固人民政权的必由之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失败，妄图推翻新生政权，必然要通过在执政党内部打开缺口。因此，执政党必须有拒腐防变的警觉，防止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和自身腐败的最大威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人民赋予的执政权力全部用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执政实践中。

（三）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经验的总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地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于1931年11月7—21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正式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苏维埃政权的管理。”这就从根本大法上确定了人民的国家权力主体地位，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的法理依据。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毛泽东要求苏维埃选举群众化，提高民众参与选举的普遍性，中央苏区有三次大的选举运动，选举制度日益发展，民众得到了民主的洗礼和政治训练，提升了对自己的国家政权的关心支持和参政议政的热情。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监督权力和作用。一苏大通过的《宪法大纲》明确规定：“选举人在任何时候，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重新选举的权利。”毛泽东在二苏大代表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总结一苏大以来工作成就时，对苏维埃民主制度建设作了详细的说明，其中有一段集中论述了民主监督：“为了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类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这种民主精神也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地方苏维埃政府都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以使选民可行使监督和决策权。苏维埃政权依靠人民监督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是妨碍苏维埃改善的最凶恶的敌人”，“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和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反复强调，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完全依靠民众，一刻也不能脱离民众。毛泽东和中央临时政府重视把法制监督、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使群众监督能够有法律的保证和党政机关权力部门的支持。1933年12月5日，毛泽东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反贪污法令，规定贪污500元以上的处死刑，对贪污腐化行为产生了强大震慑力。

全民抗战爆发前夕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均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部政策，在民选基础上产生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对民主新路作出了积极的探索。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并颁布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上讲话时指出：“边区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边区民主政府议会选举实行“三三制”，中共党员只占1/3，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政府实行精兵简政，减轻民负。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边区人民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民主政治，就是由于边区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彻底解放，一方面创造了为自己服务的政权，又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边区政府是各阶层人民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代表着人民意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人民谋各方面利益，必然受到人民的拥护。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我们这一政权——新民主主义政权，就是在人民之中，人民把你选举出来，推举出来，替他做事情,当勤务员。这个定位，反映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包含着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防止权力蜕变的必然要求。

（四）“窑洞对”答案内涵的拓展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充分估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执政党面对的主要危险，科学预见“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气力的事情”。他警示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将执政党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的时代课题摆到全党面前。他强调：“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防止人亡政息的清醒和坚定。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等地进北平（今北京）。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说，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学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不学李自成，不当李自成，就是要在胜利后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延安整风时就强烈表达过。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分析李自成起义由盛而亡的原因是起义军进京以后高级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京城里尽情享乐。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不得已亲自出征，仓皇而败。李自成征战10多年，大顺政权只存在40多天。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认为其对于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并把此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要求全党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李自成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其亡也忽焉”的典型。“甲申对”是“窑洞对”的前言，也是“进京赶考”思想的历史考量。“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接受人民考试的重大考题，人民监督的民主新路就是接受人民考试的赶考之路。

“窑洞对”的人民监督、“两个务必”的警示与“进京赶考”的要求，主题相通，内涵相融，实际上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执政党建设、人民政权建设确立了重要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继续探索和总结，不断深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认识，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二、“自我革命”答案的思维进路及质的规定性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出发，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重大理论观点，从总体上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人民监督的思想。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习近平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洞察我们党所要面对的国内外风险挑战，科学总结并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全面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治党治军的经验，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窑洞之问”进行深入思考和展开，形成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概括

2015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讲到“自我革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两段讲话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要以自我革命促进推动改革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一视角同时深刻地说明，党的自我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革命实践提出的重大任务。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自我觉醒，是党自我展开的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的革命，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的伟大社会实践，需要改革者以持续的自我革命精神向前推进。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他还提出：“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发展的、批判的、革命的。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客观认识对象的本质暴露程度的限制，受认识主体的认识条件和认识能力的制约，认识的偏差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于要继续深化认识，不断接近真理。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也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关键是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习近平在讲话中从纠正指导思想，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惩治腐败等方面，概括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循着这一线索，可以列举如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担当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博古、李德军事指导上的严重错误进行批评和斗争，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通过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深刻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彻底纠正其错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的不良作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风整党运动和“三反”运动中，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行为受到严肃批判和处理，特别是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成为新中国第一宗大案。他们在革命战争中有很大的功劳，其上级领导向毛泽东求情，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毛泽东态度鲜明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刘、张被处决，中国共产党用刀刃向内、自剐腐肉的行动，向世人表明坚决不允许利用执政地位捞一把、谋私利的坚定决心，树立秉公执法、依法严惩腐败的形象。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进行自我革命，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带领人民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开辟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基本历史经验之一，强调自我革命精神是党保持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习近平充分论述了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中推进自我革命的历程，并强调：“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对党百年自我革命经验的总结，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生成奠定了历史根据。

（二）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理论升华

2012年11月17日，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的第三天，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要求“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这表明，中共中央把从严治党放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突出位置，随后中共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剑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由此开局破题。中共十八大以后及时果断部署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群众的强烈意愿决定的。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全面辩证分析十年前面临的形势，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取得巨大成就和显著成效，“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出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人民群众对于党风存在的问题反映强烈，对于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如不及时果断整治，必然会割断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从而失去民心，动摇党执政的根基，“历史周期率”现象或将重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出了一套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组合拳”。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刹住了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难题，清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社会革命。这一论述精辟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性。2022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年磨一剑，中共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他特别强调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习近平的一系列深刻论述，充分揭示出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性和对自我革命路径的开拓，充分反映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具有厚实鲜活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

（三）赢得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说：“百年成就使人振奋，百年经验给人启迪。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必须善于把握历史大势，不断解决大党独有的难题。我们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党就必须主动经受“四大考验”、主动应对“四种危险”，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而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改变落后的、与之不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改革来完成的。劳动者是社会革命和改革的主体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历史发展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唯物史观同时揭示了社会历史是人的自觉创造。“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活动的，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在合规律性的同时具有合目的性特征。人民群众的意愿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领导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同时，在这一伟大社会革命中进行自我革命，淬炼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中国共产党作为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战胜“四大考验”，应对“四种危险”，归根结底要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需要有自我革命的清醒和定力。习近平指出：“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在取得兴党强党成就面前，务必谦虚谨慎、准备经受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的严峻考验，这样在风雨来袭时才能掌握主动权。

综上所述，习近平以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恢宏思维，总结概括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实践路径。

（四）自我革命的本质特征

党的自我革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从本质特征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民性价值取向。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崇高价值追求，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断为人民造福是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为了人民、自我革命依靠人民、自我革命由人民评价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其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在自我革命中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勇气和底气。党自身存在的各种缺点错误、消极因素，从根本上都是违背、损害人民利益的，与党的根本宗旨相悖的。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消除党、国家、军队内存在的隐患，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保证人民江山长治久安，这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标。顺应人民的意愿、依靠人民监督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同时也监督执政权力的运行，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人民从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发现问题，特别是对“四风”问题深恶痛绝，对腐败问题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忧心忡忡。党的自我革命正是要以群众所想所虑、所急所盼为重点，漠视群众的要求、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大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断发展提高的，对执政党的要求和期待也是日益增强的，这对于推进自我革命是不竭的动力。因此，“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自我革命成效怎样，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要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最高评判者、裁决者，人民是根据自身的实践、生活的实际来说话的，人民满意了，自我革命的成效就有了，人民满意度越高，自我革命的成效就越大。

第二，否定性的自我“扬弃”。在阶级社会中，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其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社会革命包含革命主体即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手段，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和对象是一致的，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其手段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管党治党、反腐败斗争等。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是革掉自己、推翻自己，而是革故鼎新、吐故纳新，是自我否定的过程。“否定”作为发展的环节是“扬弃”，即保持积极的因素、清除消极的因素，促进党的肌体的免疫力。这种自我否定的根本要求是赓续红色基因，传承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消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消解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病毒，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否定的“扬弃”从总体上是非对抗的对立统一的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原则也是自我革命的遵循，但是，党内少数腐败分子与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不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必须依法依纪严加惩治。

第三，深刻性的鲜明品格。革命本来就有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飞跃的规律性，是一个新质要素逐步上升、旧质要素逐步消亡的过程。党的自我革命是刀刃向内的果敢行动，不是钝刀子割肉，割不出血来，而是快刀除弊，自剐腐肉、自割毒瘤，不留后患。对此，习近平用“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来形容和表达。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用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自我革命的深刻性是一种彻底革命精神，是标本兼治的要求。比如，反腐败斗争不仅要“打虎”“拍蝇”“猎狐”，更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在惩戒机制、监督机制外力震慑下，推动党员干部思想革命，杜绝向党和人民伸手，“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从而形成自我约束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既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又要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二个彻底决裂是对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要求，也是自我革命最深刻的境界。

第四，长期性的历史过程。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中共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党，也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审视和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适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如果对问题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流变为大塌方，那就很难破解历史“周期率”，甚至有“被革命”的危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无产阶级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要实现两个方面的任务，即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反映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关系。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社会革命，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党必须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先进性纯洁性，不断提升和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社会革命的责任。社会革命没有止境，党的自我革命也没有止境。毛泽东沿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思路，预测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革命。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失了”，“到那时期还有没有革命呢？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要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期还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革命正未有穷期。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也要通过自我革命，促进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的逻辑延伸和展开

从“窑洞对”的第一个答案到“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历经3/4个世纪，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破除历史周期率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智慧。回答“历史之问”的实质是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揭示如何以执政党自身建设推进人民政权建设、以党不变质保证国不变色的路径，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更好地实现党的执政使命。这是第一个答案发展到第二个答案的基本逻辑。第一个答案的逻辑延伸和第二个答案的逻辑对接，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演进

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对此作了经典表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窑洞对”的第一个答案坚持以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观点为前提，为人民争得了民主，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就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授予共产党执政权和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为民主新路的核心和本质，也是共产党执政并且长期执政的根本条件。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以贯之地强调并深刻论述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他鲜明地宣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习近平结合新的实践，深入系统地展开论述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授权主体地位、监督主体地位、利益主体地位、评价主体地位，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原则，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演进。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冠以“人民”的称谓，是人民政府，表明执政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从而开辟民主政治的实践。习近平重申：“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他要求必须树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观念，执政党的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执政权委托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法理依据。

习近平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概括指出，权由民赋、权为民用，公权为民、一丝一毫不能私用，鲜明地标注了执政党的权力来源和为谁掌权、为谁用权。他强调：“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人民是共和国的强大根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一些党员干部受官本位影响，受资本的诱惑，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中打败仗，蜕变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滋生为执政党肌体上的毒瘤、破坏党执政根基的蛆虫。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严厉惩治，坚定地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守护社会主义江山，守住人民的心。

（二）人民监督的守正创新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进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民主监督，对如何拓宽监督渠道、如何接受监督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概括。第一，特别重视通过建立、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政体制度，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包括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权力。主要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中国特色的人民来信来访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本人还经常批阅和处理群众来信。第二，人民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督，核心是监督权力运行，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953年1月，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肯定指出依靠群众揭发坏人坏事是必要的，要求凡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情，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情形严重的必须给予法律制裁。各级党委政府要将群众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严重者处以极刑。这一鲜明立场，充分表明了执政者对人民监督的支持和人民监督的强大力量。第三，十分重视对县以上干部的监督。“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得好，应该革掉。”第四，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这里所说的三类监督，归根结底都是反映人民意见，体现人民意愿，人民群众监督处于主体地位。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执政党和整个政权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民监督内含着被监督对象的自我批评、自我革命要求，没有这一要求，人民监督就起不到作用。习近平在新时代充分展开论述怎样保证人民监督的权力、怎样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人民监督中提升自我监督的自觉，这正是自我革命答案对“窑洞对”答案的逻辑对接。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到全国工商联考察时，就专门谈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同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他以高度的历史担当思考我们这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继续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他在许多场合深入论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入思考党如何增强自我净化能力。2018年1月11日，他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个重大观点：“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是对接“窑洞之问”的实际行动，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净化的实践，为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第二个答案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推进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观点。第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作为执政党面临长期执政考验，对权力的监督是严峻的挑战。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失去人民的监督必然导致腐败，人民监督权力运行的重点是监督领导干部使用公权力是为公还是为私，是为民还是为己，是合法还是违法。第二，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突出对“一把手”的监督。“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第三，发展包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内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包括行使监督权，同时拓展人民监督的路径和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积极作用。将人民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之中，与各类监督贯通起来，并形成严密的制度和机制保障。第四，着力提升领导干部接受人民监督的自觉性，使他们习惯于在群众监督下行使权力。习近平指出：“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第五，把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统一起来，相互促进，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强大合力，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两个答案尽管有先有后，但是共同回答了怎样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在当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是党的历史经验的当代创新。

（三）赶考之路的接续奋斗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接受人民的考试，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要求。2013年7月11日下午，他在西柏坡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不断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考好，把党正在经受的和将要经受的考验的考试考好，使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之路一代一代走下去的坚定决心，揭示了新时代赶考之路是毛泽东提出的“赶考”思想的继续和延伸，彰显了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谋幸福的共同目标。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还深情地表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阐述“两个务必”和“进京赶考”的深远意义与现实价值，明确要求全党要有“赶考的清醒”“赶考的心态”，继续在赶考路上奋发前进。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就是不断接受人民考试、不断考出好成绩的历程。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之路，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前进之路，也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习近平在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显然，只有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自觉，并真正认识到新的赶考之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才能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严肃警示，把接受人民的考试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勇于自我革命融为一体，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的赶考路上创造新业绩。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目标引领和思想动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昭示着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本色和奋斗目标。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赶考之路，唯有初心使命永远不变，并不断增添时代性的内涵。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必须将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贯穿其中，不断接受人民的考试——凡是群众反对、痛恨的，就要在自我革命中坚决纠正；凡是群众期盼的、急需的，就要在自我革命中推动落实。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主体心态和作风保证。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西柏坡的座谈会上对“两个务必”作了深入阐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这一深刻思考揭示了“两个务必”对于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接受新的考验和人民的考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具有科学预见性和战略指导性意义。毛泽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的表述，就是长期坚持下去的要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数革命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又极其艰巨的梦想，我们必须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避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悲剧重演。在新的赶考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带领人民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走好新的赶考路的精神状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锤炼和锻造的鲜明政治品格与坚强意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的红色血脉的传承，是开创未来的无往不胜的精神力量。社会在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对立面的斗争是根本动力。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入展开列宁的这一思想时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各种斗争方式解决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创造历史伟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总结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经验，必将继续深化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人民监督、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思想内涵，一定能够继续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优异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