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红学研究如何实现新世纪转型突破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红学研究建立，至今已百年有余。百年红学走过了四个转型期：1904至1949年为现代红学建立之初的文化学范式，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或从西方哲学，或从民族革命，或从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等文化视野从事红学研究；1949至1976年，红学研究倾向于“人民性”“阶级性”思想内涵的解读；1976至2016年，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西方文论传入中国，逐步完成了《红楼梦》研究方法的大转型。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开始回顾百年红学研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红学研究如何实现新世纪的转型突破，成为当下学人深思的问题。

202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组织四位红学专家，以《从大文化史观再出发：百年〈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为主题，进行新世纪红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方法论前沿讨论。专家们指出，21世纪的红学研究应立足《红楼梦》本体，“以开阔的文化学视野展开研究的再出发”，避免“过于强调文学的内部纯粹性”，而“忽视在一个整体文化视野中的意义和价值”。当下，科技手段日益先进，理论方法不断创新，文献资料有了新的发现，有必要对《红楼梦》这部经典著作及其学术悬疑重新审视。因此，当下红学在世纪转型期，应立足“文学的文本”，从“文学的大文化观再出发”反观文本。“对文学经典在文化大视野中的再阐释，也一定程度上依托了《红楼梦》本身的丰富复杂，拓宽了文化学的格局”，从而实现21世纪百年红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笔者试以《红楼梦》结社研究为例论之。

中国四大名著中，唯《红楼梦》刻画女性结社不厌其烦且细致入微，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在百年红学资料挖掘愈加困难，创新观点日益重要的当下，从文化学意义的士人结社视角再次反观百年红学便有了新的发现：从历时态演变视角追溯士人结社的文化源头，可以见出曹雪芹思想深处展现才性的文人雅集情怀。

红楼结社并非孤立的文学个案，文人雅集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成为传承“道统”的诸子学派，先秦孕育了后世文人的结社因素。东晋白莲社第一个以“社”命名，标志着士人结社意识的觉醒；中唐幕府诗人所结“诗社”，成为独立的文学性社团；宋代很多文学流派因士人结社而壮大，如江西诗派；明人结社形式多样，地域众多，可谓“无处不社，无地不社”，且作为在野清流参与党争；清代士人结社则多为科举之附庸。以历时态士人结社视角反观《红楼梦》大观园女性结社，可以见出曹雪芹挥之不去的结社情怀，“诗社”描写便成为《红楼梦》的一种叙事策略。从士人结社的文化视角切入红学研究还会发现，清初禁社运动可谓完成了《红楼梦》诗社描写从政治性到文学性的转变。

明亡后，很多社盟文人成为清初文学家、思想家，如吴梅村、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等，士人结社承明末之风仍显繁盛。据清杜登春《社事始末》载，清顺治九年朝廷下旨“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此后“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清人王应奎的《柳南随笔·续笔》就称，当时的文社士子往来多以“同学”相称，不敢称以“社”名，直至清康熙年间始萌生会社，但多在“怡老”，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昆山耆年会，人物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岁，徐乾学、盛符升、徐秉义为盟主。科举文社一直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才稍见规模，由吴届远组织，各地士子“莫不声气相通，论文莫逆”。

总之，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朝廷屡禁社盟，其刻画女性结社多为雅集性诗社活动，政治性蜕变殆尽，因此才说《红楼梦》结社完成了从政治性到文学性的转变。小说其实是当时士人结社的一隅，透过小说女性结社可以窥见清中叶文人结社的现实状态。如果从士人结社的文化视角继续切入红学研究，还可以继续追问：红楼诗社描写如何再现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审美内核，对诗社的热衷是否证明了曹雪芹对科举的放弃和批判，以及对封建腐朽本质的自我揭露等。凡此寄希望在方法论上寻找百年红学研究的突破路径，并冀此实现红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范式转型。

（本文原刊于《河北日报》，作者系省社科院省情研究所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