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网站!
返回首页>>成果发布

刘洋:刘邵《人物志》人才观的务实思想

2021-09-03 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邵(字孔才,汉末曹魏广平邯郸人)的《人物志》是古代铨选考评实践与名家“综核名实”思维的成功结合,具有深刻的务实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学者也被称为“辩者”或“察士”,他们的“名辨之学”思辨意识强,对事物的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考察了名与实之间存在差异的问题,也探索了怎样才能使名实相符的问题,还制造了一些迥异于常识的新问题。战国后期的各学派无不曾受到名家的影响,太史公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总结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独立的名家之学陷于沉寂,直到汉末三国时期,名家之学才以另一种面目重现于世,这就是从其“正名实”的角度与鉴别人才的选官工作相结合,排除古代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的那种“诡辩”和“失真”倾向,发扬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精神,改而成为一种有实用价值的名辨之学。刘邵的《人物志》就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其书循名责实,以名家为理路,所以才被隋书·经籍志》归类于“名家”。
 为了鉴别人才,《人物志》使用了当时可用的各种比较务实的思想资源。《人物志》谈人之材质始于气禀情性,基于古代朴素的五行学说,以“五德”(仁、义、礼、智、信)为质,发为“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以“兼德”为美,以“兼材”为次,以“偏至”的偏才为再次。汉代儒学兴盛,故《人物志》采用的话语多出于儒学,称赞尧舜商汤周文王任用贤臣之功业,盛赞“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其书论臣职亦多取儒家学说,作者比喻犹孔子四科以别门人、三等之类以论兼才,以中庸为至德,戒六蔽以防偏等,又说理有四种(道理、事理、义理、情理),情有九偏(刚略、抗厉、坚劲、辩给、浮沉、浅解、宽恕、温柔、好奇),材兼八美(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辩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夺能易予)乃可通理通人等。但《人物志》也杂采了古代诸子学说中其他有价值的成分,如其书论君道“主德”则取道家学说;又有“清节家”“法家”“术家”乃至“将帅”等人才类型的设置,兼容约取了墨家尚贤、法家重法、兵家战略指挥等思想资源。《人物志》统合了各种传统学说中有益于国家之用的思想材料,为鉴选人才作依据,皆从现实出发,并落实于鉴评人才,既不同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的邓析之术,也不同于“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的惠施之论,更不同于“白马非马”的公孙龙之辩,所以《人物志》虽然以名辨之学为理路,却鉴古知今,力求人才实际之用,可施于天下国家,完全不同于有诡辩倾向的春秋战国名家之学。
 鉴选贤能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迫切需求,这是刘邵《人物志》的写作背景。在汉末魏初,动乱的时代呼唤着最有能力的人才为国家效力。曹操曾三下“求贤令”以求有军国之用的人才,公开提倡“唯才是举”;曹丕以魏代汉之后,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国内相对安定的形势又促使曹魏重提道德教化的需要,故曹丕时期有“九品官人法”来选贤与能。刘邵在建安年间就曾做过计吏,后来逐渐升迁,到魏明帝曹叡时期做到散骑常侍,是编修《魏法》的重要参与者和《都官考课》的制定者,曾入核心决策层,并长期参与人才选拔工作,有着丰富的选官考评实践经验。这些工作经验给《人物志》定下了务实的基调,书中对人才的类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人物志》还体现了刘邵所属的“建安名士”群体看重政绩和功业的经国之略,深具务实之思想,与后来“正始名士”等人的情性玄谈等有本质差别。魏明帝下诏广求贤才,同时期的散骑侍郎夏侯惠举荐了刘邵,说他“深忠笃思,体周於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这段评价恰与《人物志》的人才理论暗合,也体现了刘邵条理笃实的思想特点。刘邵虽善“清谈”,但绝无后来“正始名士”等人脱实向虚的“崇虚”“贵无”气味,其日常致力之方向,大体都是在为辅助国家建功立业而效力,以道德学识为公忠体国之用,以谋略规划为建设国家之助,文辞论辩以明理,博学融会以致用。其人才学说站在了国家战略的层面,绝不像后来的清谈家们在生活上浮华矫饰,在思想上抽绎古代经典并进行仅仅是侧重哲理的、思辨的理论探索或玄谈游戏,如后来门阀士族名流们那样讳言治国、讳言强兵、讳言裕民、讳言政绩等,而专以谈论老庄周易为清高风雅,乃至不拘礼法而放诞怪异,虽有浮名而不切实际。
 刘邵《人物志》人才观的务实思想,是后来的玄谈家们无法企及的,体现了刘邵所属“建安名士”群体的崇实之略,也反映了魏国上升时期选才以实的情形。《人物志》一书影响深远,对后世也有着参考借鉴意义。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