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轶璇：元儒刘因的读书为学之方

2021-09-03 0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因（1249—1293），字梦吉，自号静修，保定容城人，是与许衡、吴澄等齐名的元代思想家。刘因在学术上经历了由经学入理学的转变。苏天爵《静修先生墓表》中提到，刘因的老师、国子司业砚弥坚称赞年少的刘因“经学贯通，文词浩瀚，当为名儒”，说明刘因早年深受经学的熏染且成绩斐然。而这位砚先生则是与赵复等人一同经历了“理学北上”的南宋名士，刘因当是在砚弥坚门下，发生了学术旨趣的变化。史书记载他对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宋代理学家的著作赞叹不已，尤以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元史·刘因传》）。更留下一部《四书集义精要》，说明他对朱熹的思想有着深入研究。

不过，刘因浓厚的经学底色使他在接受程朱理学时，也结合自身的学问经历和所处时代环境来进行思考。在他为弟子撰写的《叙学》一文中，刘因提出儒者读书为学要遵循治经、学史、读诸子、工诗文字画的先后次序，尤其凸显了“六经”的重要性，把“六经”的学习置于“四书”之先。和朱熹主张道问学，从经典中获得真理一样，刘因始终把读书作为成材的方法和途径。但他在谈到读书为学的具体次序方法时，则既有理学的渗透影响，又有着对经学与理学关系的考量，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程朱理学开辟了以义理之学取代章句训诂之学的治学路径，将“四书”置于“六经”之先，不仅认为在义理的阐发上，“四书”的重要性高于“六经”，甚至在读书为学的顺序上，也应当以“四书”为始。这一点，以经学起家的刘因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从儒家立场出发来看，无论“六经”还是《论语》《孟子》，都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在“六经”与《论语》《孟子》的次序上，刘因倡导始于“六经”，终于《论语》《孟子》。他讲：“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刘因集·叙学》）。虽然“四书”先于“六经”之说源于程朱，但刘因的反对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元初空疏浮躁的学术风气，批评没有章句训诂功底而空谈义理的主观臆断。

同时应该看到，刘因主张“语、孟，圣贤之成终者”，则是以讲求义理、发明心性的程朱之学弥补汉唐经学沉溺于烦琐考据的不足。而以《论语》《孟子》的心性之学作为成圣成贤的最高要求，则反映了刘因作为理学家对程朱理学的高举和弘扬。在品评诸子之书时，刘因也试图以理学为标准，寻找汉唐学术中可契合之思想，他推崇发扬孔孟遗意的扬雄、董仲舒、王通和韩愈，并以“孟轲氏之亚”进行评价。以孟子为评价标准，这显然是受到宋代理学家推崇孟子的影响。

当然，刘因是不完全否定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的修习学问的方式方法的，他试图构建经学与理学相融合的读书为学之方。他对汉唐的传注疏释之学和宋儒的议论之学进行了比较和评价，认为从学术发展的流变上来看，后世之学都是对“六经”的继承和阐发，只是“六经”在传注疏释的过程中已失去本意，“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更提出了“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刘因集·叙学》）的观点。刘因的说法固然表明了他对经学的重视，这一点与宋儒有所区别。但他“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无视汉宋学术的差异。他早年研习经学时就已经发出“圣人精义，殆不止此”的质疑（《元史·刘因传》）。而在刘因《叙学》篇的文字语境中，他强调的应当是传注疏释的读书为学的方式，即使宋儒也是通过诵读经典、研究经典，在传注疏释的学问基础上开辟了议论之学，而非义理上与汉唐经学的一贯。

实际上，刘因所谓的对“六经”的重视，只是认为读书为学应当先从“六经”开始，至于阐释“六经”的方式，则与汉唐经学大为不同。刘因认为治“六经”也有一定的次序，即须遵循诗、书、礼、乐、春秋、易的次序，而且这一次序还蕴含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方法。“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而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刘因集·叙学》）刘因通过赋予“六经”内在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把传统上认为以君王之治为思想旨趣的“六经”转化为个体自我实现的为学之方，这一点无疑是受到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可见，刘因对“六经”的重视，不仅是将章句训诂作为读书为学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六经”纳入理学中，从义理层面上诠释“六经”。

《墓表》称：“乡闾老儒说经只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闻先生讲贯，阅先生论著，始则谤讪，久亦敬服。”作为一位终其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乐的教育家，刘因这种不脱离经学，又以程朱理学革新传统经学的治学理念和读书为学之方，吸引和影响着河北一带的读书人，对学术风气的提振和革新大有裨益。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轶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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