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彬：唐代李华的正俗察贤思想

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陈寅恪评价其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等人）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元白诗笺证稿》）。李华察贤思想要点有三：崇儒尊经，为古文运动之滥觞；将察贤责任寄望于君主，其背景为士族到科举士大夫的政治主体转换；具体方式上依赖君主创造的政治环境，即“迁政化，端风俗”。下文分别加以简述。

「 致理始于经史 」

在判断贤才的标准上，李华推崇儒学与经典。独孤及评价李华之文“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李华在《质文论》中提出“愚以为将求致理，始于学习经史”。在《正交论》中，李华进一步论述了社会治理的方式：“三代之教，自家刑国，树之以经师，启其心而身修，则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术，摄称从之，声与实谐；次诸侯无敢不贡士及于政，是以富有贤哲，动符六经。”李华在《三贤论》中具体评价了其所认为的当世贤才元德秀、萧颖士及刘迅三人：“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六经谐人心；萧之志行，当以中古易今世。”李华崇贤的标准首先是崇尚儒家经典，《质文论》甚至提出“百家之说、谶讳之书，存而不用”的说法。《质文论》中还提到：“至于丧制之缛、祭礼之繁，不可备举者以省之，考求简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风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矣。学者局于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毫厘，古人之说，岂或尽善？”这隐约指斥义疏章句之学烦琐之弊，已经流露出绕过义疏直指经典的观念。

在贤才与时代的关系上，李华强调君主自身的修养及对贤才的发现。在君主之德上，李华在《君之牧人》一文中援引《尚书》“元后作民父母”，主张君主应“志于俭薄”。在此基础上，君主求贤的态度与方式起决定作用，他在《贤之用舍》中指出：“上之于贤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终之；终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于道。是故士贵夫遇，惧夫遇而不尽也。”他在《材之小大》一文中感慨：“悲夫！材之大也为累，材之小也为贵，戾于理，悖于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辩而返之，则不世而仁矣。”李华还在《国之兴亡》一文中从反面指出了治国者在王朝兴亡中的作用：“齐隋之亡也，以贞于终始为惑，苟而无耻为明，慢于事职为高贤，见义不为为长者。绳违用法，则附强而溃弱也；议于得失，则异寡而同众也。”他最后在文末点题：“返是而理，则王道易易也。”意为贤人当国则国兴。这种寄望于君主礼贤下士的思维看似与《春秋繁露》一致，实则将其置于南北朝至唐前期的背景下，可以发现南北朝以来士族依仗于门第即可坐至高位，因而隐逸避仕为士族之风尚，科举制下士大夫只能依赖自身文辞学识，这就使君主赏识愈加重要。

《春秋繁露》中提到：“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李华也认为贤才需要合适的政治环境才能发挥才能。他在《三贤论》中形象地提到：“无世无贤人，其或世教不至，沦于风波，虽贤不能自辩，况察者未之究乎？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和无味，至文无彩，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谲之音，太师乐工，亦皆失容而止。曼都之姿，杂於憔悴，被緼絮，蒙萧艾，美丑夷伦，自以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将剖其善恶，在迁政化，端风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君主在修持自身德行的前提下营造端正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察贤、用贤。

在未被在上者发现之前，李华提倡修己待时。他在《与弟莒书》中以西汉田仁、任安为例勉励其弟：“汝有二子之实，未遇赵公之举，马厩高眠，古今一也。”不过他也在《德先生诔》中流露出无奈：“圣贤偕时，故春秋之乱，冉耕恶疾，左丘明、卜商皆瞽。圣如夫子，失司寇，饥于陈、蔡。忠如苌宏，谋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贤穷。”这与后来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如出一辙。

无论是王朝初建还是遭遇危机，选贤任能总是最先提及的主题。李华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正俗察贤思想背后是李华对时弊之考量，日后古文运动之精神，李华已隐约兼具。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汉唐政治演进与家讳之礼”（2019040602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