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晏荣 | 严复：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实业教育观

近代史上的严复，是以传播西学的启蒙思想家身份留名于史的，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当时的直隶地方政府任职。作为一个思想家，严复非常关注教育问题，把教育视为实现启蒙与富强目标的主要途径；在教育的范畴之内，严复最看重实业教育，对实业教育给予特别的厚望。

实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的专门教育；英语中的实业教育，大致等同于工业教育，不仅不包括农、林、牧、渔，甚至医疗、建筑等也不在其范围。但是在中国，第一，实业教育内容很广，远远超出英语本身的含义，与今天的职业教育内容相仿；第二，实业教育意义重大，它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事业的支撑。

晚清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从兴办新式教育开始的。主宰中国政治舞台的洋务派官员认为，欧美列强相对于清王朝的优势，就在船坚炮利。洋务派官僚群体为了迅速学习并赶超列强，开办了很多以列强船坚炮利为学习内容的学校，包括外语、造船、军工、驾驶、护理、电报、电话等；这样的学校，比较著名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格致书院、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江南矿路学堂等。这类学校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其二是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军事需要，其三是国家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类学校在当时没有统一名称，人们一般称之为“洋务学堂”，实际上，它们就是现代中国的实业教育或者说职业教育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些教育机构，支撑起晚清的洋务事业。

1867年1月，15岁的严复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于1880年进入直隶省府治下的天津水师学堂，从洋文总教习到学堂总办，严复的经历，涵盖了这种教育从学到教的全部内容。作为一个深明其中内在的高级官员，严复对晚清的实业教育一直持批评态度。首先，他反对这种教育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中体西用是“以牛为体，以马为用”；其次，他批评这些教育“勉强涂饰，奏报揄扬”，“虎皮羊质，于国事无补毫末”；再次，他认为实业教育等同于速成教育，“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积习已久，不可骤更”，根本不足以支撑国家富强的基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水师学堂被联军焚毁，严复从天津逃到上海，从此脱离了他服务二十多年的直隶教育体系。经过此后的一系列磨难与见识，严复对实业教育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首先，严复认为，较之于英语世界的定义和习惯，中国的实业教育的内容广泛，“大抵事由学问，施于事功，展用筋力，于以生财成器，前民用而厚民生者，皆可谓之实业”，而与上述所谓实业相关的教育，都在实业教育的范畴之内。所谓实业教育根本上说就是今天的职业教育。那么，实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严复的回答是“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实业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成为能做实事的人，能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严复认为，“往日教育笃古，实业教育法今；往日教育求逸，实业教育习劳；往日教育成分利之人才，实业教育充生利之民力”。这就是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也是实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其次，严复认为，实业教育在今日中国的意义重大，“当知此学为中国现今最急之务”，“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何则？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在严复心目中，实业教育不仅能够提供国家急需的军事、科技、实业人才，还能够改变中国人一直崇尚的读书做官论的观念，“盖吾国旧俗，本谓舍士无学。士者所以治人，养于人，劳其心而不劳其力者也。乃今实业教育，所栽培成就之人才，则能养人，有学问，而心力兼劳者也”。

严复对实业教育的重视，不仅由于时代的需要，同时起因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理念的把握。他认为，“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为一事，而责以人人能之”。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知行合一，但在教育上，却把知当作行，认为学到了性命伦理的知识，就掌握了为人、做官、创业的行为指南。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只长于言谈，不善于做事，颜元批评其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于国于民毫无实际价值。据此，严复认为，中国要大力发展以农工商各业为主的实业教育，使“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进一步，严复提出这样一个观念：一国之中，“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由对实业教育的重视，发展到对实业本身的重视；由对实业人才的培养，发展到国家治理与强盛新观念的体认，这是严复实业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规划课题“严复的改革学研究”（HB18ZX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