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振海：“北学”的学派与学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者按：作为地域之学，“北学”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和价值毋庸置疑。近年来，“北学”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为深入开展“北学”研究，成立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北学研究院”。本专题文章对“北学”的意涵、特质、学派、学统、代表人物、南北学派，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学术传统的融和与流变等内容进行了探讨，旨在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北学”的关注与研究。

凡地域之学皆有学派与学统的双重含义，既指一种学术流派，也指一种学术传统。“北学”是历史上形成的地域之学概念，涵义有广狭之别，狭义特指燕赵之学，广义泛指北方之学。“北学”的学派和学统是燕赵文化的内核，是北方文化的根脉和北方精神的源泉。

北学的学派

北朝经学。北学作为学术概念，最早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经学，但这里的北朝经学分期与历史上的北朝并不完全重合，而是按照经学史上南北经学双峰对峙的时代划分的，对应历史年代，大致相当于两汉至唐初的经学统一时期为止。这一时期是儒学的经学时代，虽然玄学、佛学盛行，但并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永嘉南渡后，玄学之风吹到了南方，北方政权都把崇儒尊经作为基本国策，经学一直是北学主流。赵翼《廿二史札记·北朝经学》曰：“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以燕赵区域为中心，主流的经学流派有郑玄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的《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王肃的《易》、刘献之的《毛诗》《春秋》、熊安生的《礼经》。

夏峰北学。清初是北学的又一高光时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将孙奇逢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孙奇逢被尊为清初北学开山，《清儒学案》说他“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钱穆称“夏峰诚不愧当时北学之冠冕”。孙奇逢弟子众多，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列名弟子有200多人。他晚年被迫由河北容城移居河南夏峰村，形成了以河北为中心的燕赵夏峰北学，及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州夏峰北学，特点各有不同。

颜李学派。颜元和李塨所开创的颜李学派是北学又一重镇，力倡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力主效法三代、恢复周孔正学。章太炎称颜元“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证明了两者相近的学术旨趣。民国以后，颜元学说中的实用精神、勇武任侠精神重新被发掘，徐世昌大力提倡颜元学说以拯救中国，梁启超对颜李学派也极为推崇，称其“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颜李学派一度成为显学。

北学的学统

“学统”是指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对于地域之学来说，首先，是由开宗立派的学术宗师授受传承学脉，后学继承发扬之。其次，学统的核心是相近的学术旨趣，即在治学路径、治学方法、学术风尚、学术品质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质。这些特质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稳定的地域性学术特征。再次，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因而学统又包含了相近的生命意义系统和精神世界。

北学的开山宗师。对于北学学统和学术成就，燕赵学人早有文化自觉。清人王灏编辑《畿辅丛书》收录燕赵历代著述，以荀子为第一人。荀子的客观精神和实用精神，以及重综合、重外王的思想特质，都成为北学的重要特征。孙奇逢《理学宗传》及其弟子魏一鳌辑录的《北学编》，都追溯董仲舒为北学开山。尹会一说，董仲舒“盖孔孟后继承道统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北学编·董仲舒》)，认为董仲舒不仅是北学宗师，也是直承孔孟道统之人。据刘向记载，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说明荀、董有共同思想倾向。作为北学的开创者，他们的学说确立了北学的基本特质和发展方向。

北学的学术旨趣。一般认为，北学的学术旨趣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注重经世致用是北学的重要特征，从荀董到颜李无不强调。北学士人不是很重视内圣的作用，而直接在致用上下功夫，因此实用化特点突出。颜元之学更被梁启超和张君劢等称为中国的实用主义。刘师培则提出，燕赵的人文风俗、地理环境必然会推崇“趋实之学”。二是兼收并蓄。兼收博采是北学重要的治学特点。北学开山宗师荀子、董仲舒，经学大师卢植、刘焯、刘炫、孔颖达，以及清初北学宗师孙奇逢等，都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学术特点。三是粗豪古朴。不尚标新立异，追求厚重古朴，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任意解说，重师承家法，少创新发挥，是北学治学风格的重要特点。《清史稿·儒林一》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南北学风大异其趣，迥然不同。四是慷慨节义。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仗节死义者，代不乏人，其人格取向造就了北学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孙奇逢提到“理学忠节未始有二”，尹会一主张“气节之与道学固不能分”。文章、节义并重成为北学的重要特质。

北学的生命境界。儒家思想不是只关注现世的世俗化学说，它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追求人格的完满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北学士人的价值追求属于儒家传统价值范畴，但其人格特质又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有学者将这种生命境界从低到高分为：第一，草莽之境。此境界表征为一种本能的生存方式，生命呈现出一种自然、勃发的状态，尚属于生命的起始阶段。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行为更多为自发性，缺少自觉性，无拘无束，野蛮生长，无行事原则，无是非善恶的道德观念。其特征正如司马迁总结的早期燕赵风俗：民风强悍、好气任侠、胆大妄为。第二，游侠之境。此境界表征为生命中的道德意识开始苏醒，不再任由本能主宰。慷慨悲歌的勇武之气使得燕赵多侠士。《史记·游侠列传》提出，游侠具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等美德。但游侠行为多是从功利角度出发，如荀悦《汉纪·孝武纪》、班固《汉书·游侠传》都认为，游侠们存在结党营私、树立个人权威、“背公死党”、不能“守职奉上”等问题，因而游侠之境还处于功利境界。第三，义士之境。此境界最大的特征是以“义”为准则，即符合正义的要求。这与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江湖义气不同。真正的“义”则是无条件的，即不能以做某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大公无私、公平正义、不带丝毫功利和私心是义士之境的人格表征。第四，豪侠—圣贤之境。圣贤是儒家传统中最高的人格境界。北学士人的精神特质是由豪侠入圣贤，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针对北学士子提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北学宗师孙奇逢被誉为“始于豪杰，终以圣贤”，豪侠—圣贤之境为北学士人生命境界的最高追求。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省社科联第一副主席，北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