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 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执政能力的思考与现代认识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严峻考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对为谁执政？如何执政？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包括：如何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不断强化党的执政根基；如何在执政过程中不断提高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能力；如何在新中国建设中积累经验，不断加强党的科学执政和科学决策和民主执政能力；以及如何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等。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所面对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解决了执政实践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顺利执掌国家政权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以期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革命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在革命行将胜利的前夜，党面临着建立新中国和即将成为全国范围新兴政权执政党的重要转变。在全面构思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日子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把握革命形势发展的大局，就如何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稳定党的执政地位，确保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为党执掌国家政权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以期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

思考之一：如何使党经受从在野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即将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将党成为现实。这个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巨大而深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首先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完成从在野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跨越和转变。因为革命胜利后怎样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执政地位，这场考验比取得执政地位的考验更重要、更艰巨，对于长期习惯战争环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继续保持党的自身纯洁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使党的执政航船正确前行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指出，即将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这个变化，是“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党领导的革命性质的转变，对党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严峻的考验和艰巨的任务面前，关键之一就是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要根据执政以后的新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告诫全党不要重蹈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覆辙，不要做第二个李自成。在中国共产党在即将成为执政党之际，把执政党自身建设提高到了政权能否巩固的重要地位，做好了迎接考验的充分思想准备。

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既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护新兴政权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临的考验，一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考验；二是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考验；三是富裕起来后的考验。这一点党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已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预见。毛泽东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1]而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他们必然采取各种手段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严峻的考验和艰巨的任务面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为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党十分强调在执掌政权以后继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2]为从制度上保证党的优良作风的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中，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2条。强调“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时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并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3]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议还作出了6条规定，作为进京前的约法，即一曰不祝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思平列。体现了对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视。

把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是党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重大意义的高度概括，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新贡献。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不仅为即将行使执政职责的共产党发出了警示，同时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不断加强执政党得自身建设，是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永远牢固的强大政治保障，也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

思考之二：如何继续不断地稳固党的执政根基

执政问题，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解决一系列复杂问题，首先就是不断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党的执政根基。那么，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是别的，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党存在和生存的基础，也是执政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源所在。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进城后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需要努力奋斗。他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认为最危险的考验莫过于脱离群众。由于我们党是一个由战争环境走上执政地位的新党，缺乏在全国范围执掌国家政权的经验，处在执政的领导者的地位，很容易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这种危险很容易使党丧失执政地位，导致政权旁落。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国胜利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人民的公仆，以不断强化党的执政根基。

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做出了明确的决定。1948年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制度将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明确讲到，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同反动政权的根本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强调了人民大众的当家作主地位和对敌人专政的不可分割性。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最终确立下来。这次会议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是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权益得到确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为民执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现执政目的的根本要求。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强化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手段，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观点在执政问题上的反映。

思考之三：如何不断提升党的管理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

新兴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这党的第一步革命目标的胜利完成，而实现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最终目标则使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把加强经济建设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强调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党筹划执政方略时提出的重要思想。

执政对于共产党提出的考验是多方面的，而能不能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干涉情况下，“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共产党有没有执政能力的最直接反映。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建设对于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极端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的斗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刘少奇明确指出，“今后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4]“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5]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从现在起，开始了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进入城市以后，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6]阐述了经济建设对于共党执政地位的重要作用。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经济、学管理，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习一切不熟悉的东西，“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能力对党的执政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把经济工作放在事关政权巩固的重要位置，强调加强经济建设能力建设，反映了党中央对待共产党执政的深谋远虑。社会主义建设毕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其所面对的困难比以往更大任务也更艰巨。这是因为：全国性的建设事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特别是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政治干预和经济封锁之中，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大厦，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逾越一道道屏障，不断加强和提高领导和驾御经济建设的能力，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推向前进，成为检验共产党建设本领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思考之四：如何使党的执政逐渐实现科学化、民主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才能执好政，用好权，实现科学执政，完成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同时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内中包含了如何实现科学执政的现实问题。

科学执政水平的高低是检验一个政党能否合理运用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依法施政，使各项事业发展沿着健康轨道运行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其间经过了28年的革命战争，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极其丰富，但是革命胜利以后党面临的建设新中国的严峻任务，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7]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科学执政、科学决策能力的问题就摆在全党同志的面前。

科学执政的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对待执政中的问题。要深刻研究和熟悉中国国情，研究新中国建设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制订科学的和符合中国建设需要的执政方针和策略。这与毛泽东关于“两个善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新民主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善于”二字上做文章，做到科学规划，科学决策，科学执政，避免因盲目性和随意性造成执政的失误。

为加强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党十分强调正确的理论和策略的重要性。毛泽东多此讲到政策问题。他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只有党的政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9]进而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0]的科学论断。强调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策略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策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按照科学执政的精神，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成为党确定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方针的重要依据。并据此确立了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并过度到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充分体现了党按照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对待执政问题，谋求科学执政的科学态度。

面对执政，党强调要加强和提高妥善处理执政面临的各种矛盾关系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就新中国建设面临的各种矛盾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提出要学会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包括要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处理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等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再次强调了正确处理执政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和方针，成为建国初期正确处理社会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重要指针。

实现科学管理国家，还有一个如何逐渐走上民主政治轨道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考虑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时，即强调了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避免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命运的唯一出路。他在和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谈话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1]希望能通过实行民主政治，让群众监督政府，来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为政权建

设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民主集中制。并提出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指出，这样的政府和国家才是代表人民和保护人民的，才是真正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12]

在西柏坡时期为新中国设计的蓝图上，实行民主执政是一项重要目标。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布：“一九四九年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3]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正式指出：“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他提醒全党在今后工作中“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14]在这次会议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下来，从而奠定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形式。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扩大了人民的基础，体现了我国民主生活的广泛性和政治生活的活泼性。人民民主专政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形式，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力。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民族各届代表人物，在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由共产党员代表和党外人士共同组成。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新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理论探索的最高成果，体现了由全体人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根本要求，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的新格局，奠定了新中国政权民主执政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