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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9第4期

   2019-03-27 17:18:30 来源: 本站

重点提示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大原则”

●坚持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新路径

●怎样认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前经济发展机制正发生新变化

●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如何让消费“马车”跑得更快

●政府选择与市场选择: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的逻辑生成

●实现金融系统稳定性的三个抓手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路径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方向指引原则,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本质规定,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前提;二是政治统领原则,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深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三是法治建设原则,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全过程,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路径;四是力量保障原则,坚持党对人民军队和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

摘自《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张振/文)

 

新时代党要管党的目标

谭建在《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撰文指出,明确管党目标,首先要明确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当前的阶段性目标就是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根据党的目标,党要管党的直接目标可界定为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地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根本目标是为了能使党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新时代,党要管党的现实目标就是要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即“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据这一目标要求,可以判断管党的重点和方向所在。“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表明管党主要是管党的质量。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前所加的定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该具有时代性、人民性、革命性、坚韧性、持久性,以及昂扬精神风貌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状态,管党就要围绕这个方向来努力,用这个标准来检验。

 

坚持走由党及至治国的新路径

《北京日报》1月21日刊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文章说,从实践上看,这些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什么停摆问题,而且硕果累累,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新路径。

为什么我们党坚持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呢?

其一,这是由我们党的先进性质和执政地位决定的。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迸发,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有力保证。

其二,党的现实状况促使我们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他明确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消除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党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决心。

其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党越来越坚定了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信心。曾几何时,社会主义阵营撑起了地球的半边天,使另半边一度闻风丧胆。但有的国家长期固化、不思改革,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触目惊心的教训。有鉴于此,我们党愈益坚定地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学习时报》1月21日刊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高祖贵的文章说,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文章说,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

面对不断深入展开的多极化趋势,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竞争日益聚焦于重塑国际规制,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全球地缘战略角逐的中心舞台从欧洲转向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军事战略之争从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威慑能力,向太空、网络、海洋、极地等新领域和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新技术维度扩展。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机制,这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国际体系。

 

怎样认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其次,“大变局”也是对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互联网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出现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与即时化的管理挑战。中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会结构面临冲击,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拥有人与流量占有者逐渐取代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一个新标尺。互联网使得均衡发展的迫切性急剧增加,但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面前却暴露无遗,节约型社会的创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对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极高,甚至是对数百年来发展哲学理念的突破。中国目前面对着颇大的贫富差距,全面消除贫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奇迹般”任务。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从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大国”纪录,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考验。最后,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反映在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

(摘自《北京日报》2019.1.14王文/文)

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国内外发展大势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既要看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既要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更要看到世界各国日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既要看到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更要看到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不会改变。如果说过去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今后内外环境变化将赋予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新的条件和内涵,并将伴随更多挑战。要看到,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我国发展困难和机遇相伴相生。克服了危即是机,战胜了困难就是机遇。要抓住和用好机遇,就要准备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当适应新条件,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要用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用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科技攻关模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用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加快完善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技术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用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好外部环境。

(摘自《人民日报》2019.1.23王一鸣/文)

 

从社会规律的高度看待伟大斗争

斗争是哲学概念,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中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自身历史使命必由之路。从规律的高度看待斗争,就不会陷于盲目斗争;从斗争的高度看待规律,就不会消极无为,期待规律自动实现。以规律性认识为指引的实践经验,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就包括规律性认识结出的丰硕革命文化之果。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的斗争实践符合规律,就能转危为安、夺取胜利。

(摘自《人民日报》陈先达/文)

 

当前经济发展机制正发生新变化

1月29日,国新办举行吹风会,邀请专家解读当前经济形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等专家表示,我国经济发展的机制正在发生全新的变化。

张燕生表示,表面上看,我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从深层次看,我国经济的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正在转换。例如,201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GDP比重为2.15%,研发投入指标有了明显进步。“如果这样的态势能够走10年,就能够从流量变成存量、由数量变成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就会发生巨变。”张燕生说。

当前,我国经济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新变化。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38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消费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此外,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超过4亿,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虽然制造业投资增长9.5%,但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6.1%和11.1%。“无论是新的消费增长点还是投资的增长点,都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张燕生说。

此外,张燕生表示,过去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70%是制造业,现在70%是进入服务业,但目前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开放程度、竞争态势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摘自《经济日报》2018.1.30熊丽/文)

 

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北京日报》1月2日刊登刘守英的文章说,研究中国结构转型时有三个阶段:一是乡土中国阶段;二是城乡中国阶段,这个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三是城市中国阶段,这是最成熟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第一,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发生彻底改变。农二代的迁移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和过去以个体为单位的出去打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农二代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务农活动时间非常少,从事建筑业的人减少,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上升;农二代收入汇回去的比例也大幅度减少,挣的钱更多在城里消费。另外,农二代跨省婚姻增加,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

第二,农业部门正经历重大变革。农业的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份额大幅度下降。粮食安全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明确主粮自给。城乡的需求也发生变化,城市需求从原来量的需求转向质量、安全、健康、生态。而农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从以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向以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增长模式。

第三,“熟人社会”的村庄制度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庄制度,这套村庄制度趋于瓦解,本村人变陌生人,人际关系断裂与非人际关系的进入,礼治秩序瓦解,公私关系模糊。此外,村庄分化加剧,大部分村庄破败与少部分复活。

第四,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增加。上一轮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单向流动转向对流。但是城乡中国阶段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三个要素都开始出现城乡之间的对流。

 

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仍在上升期

在近日召开的2018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指出,2018年虽然汽车新车销售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但是我国汽车新车消费总量2800多万辆,列全球第一。城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从2013年的21.5辆提升到40辆。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汽车消费的需求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王斌表示,按可比口径,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2018年是170辆。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能够达到800辆左右。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买汽车,这是阶段性的,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我们认为虽然2018年“社零总额”增速有所回落,9%的增速仍然处于中高速的增长区间,甚至还是比较高的,仍然是非常好。王斌同时指出,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仍处于上升期,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消费模式不断创新消费升级趋势不变,消费贡献进一步增强,消费升级在我国还将经历较长的发展阶段。

王斌表示,2019年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承压较大,消费增速仍有可能进一步放缓。但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大量的升级需求。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大、韧性强、活力足、成长性好,这是我们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最大优势。“2019年困难和挑战可能比预想的多一些,但是总体上面临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王斌表示,预计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继续处于平稳较快的增长区间。

(摘自《北京青年报》任笑元/文)

 

如何让消费“马车”跑得更快

《环球时报》1月28日刊登李迅雷的文章说,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场化流转,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转起来。此举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收入,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扩大国有资本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比例和范围,以补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间接刺激消费。如美国居民储蓄率接近于零,但为何消费对GDP的贡献要占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国具有完善的养老制度。

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抚养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过扩大国企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方式,应该能够弥补当前及未来的社保缺口。若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筛选下来的进行国资划转的企业只有15-20家,不足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今后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范围,增大社保基金处置股权的权利。

第三,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民企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已经偏高,需要降杠杆,企业和居民部门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很低,只有20%左右。中国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GDP首破90万亿元

全球经济增长30%来自中国

据《第一财经日报》1月22日报道,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900309亿元,增速达6.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比上年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5.8%;第三产业增长7.6%。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这也意味着,中国保持了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地位,其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也在逐步增强。

在保持多年稳定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仍具备发展潜力?多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仍具备较大的增长潜能,并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在专家徐光瑞看来,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容、重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高质量增长,都为中国此后多年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比如,2018年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城镇化率均超82%,日本更是高达91.6%,而我国还不到60%,仍然具有20到30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

对于未来发展形势,宁吉喆表示,2019年我国经济危中有机、稳中趋进,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宁吉喆说,有利条件是比较多的:一是世界大变局和我国新格局都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我们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能力、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也给发展机遇带来新内涵。二是我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三是我国拥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四是改革红利加速释放。五是宏观政策空间大、经验足。

 

政府选择与市场选择: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的逻辑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围绕政府选择与市场选择这一组关系,呈现三阶段的内在逻辑演变轨迹: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政府选择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初步引入市场选择,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21世纪初至中共中央十八大前夕,市场选择的影响日渐深化,但中国的产业发展仍很大程度上由政府选择所主导。中共十八大以来,市场选择与政府选择的关系进入重新调整阶段,沿着一步发挥市场选择作用的方向前进。以上逻辑演变的启示在于:市场选择是产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驱动力,是中国未来应继续践行并积极强化的对象。政府选择应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上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并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激发行动主体活力更好地服务。

(摘自《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张申/文)

 

产融结合如何促进产业成长

庄仲乔在《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上撰文指出,产融结合可以通过信息效应、融资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产业成长,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产融结合促进了企业发展能力提升,但对企业盈利能力改善并无显著影响。同时,产融结合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明显差异。产融结合对新能源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成长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融结合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和行业特征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发展,也应该适当控制企业杠杆的抬升,政府在支持产业发展过程中,应从资金支持转向政策环境创造。

 

实现金融系统稳定性的三个抓手

陆磊在2018年11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指出,所谓的金融周期就是在加杠杆和去杠杆的过程中演变,由此形成金融市场的繁荣或者崩溃。如果总根子是流动性,就需要从根本上理解流动性管理或许是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危机的总阀门。一是流动性管理是重要的抓手。—方面逆周期的流动性检测和管理有助于向金融体系注入预防泡沫化和高杠杆疫苗,通过影响投资者的资产回报预期,改变其羊群行为,降低危机发生概率。基础性的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利率和汇率有调整预期的作用。依托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可以有助于实现抓大放小。大机构不出现问题,发生危机也不会出现大的乱子。二是支付体系是识别和遏制泡沫的唯一抓手。2015年以来出现过股市波动,可以体现为瞬时大面积的流动性堆积和消散,使得实时监管迫切性被提上日程。如何实时监管,可能需要依托支付体系和监管科技。三是构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协调统一机制是损失管理的唯一抓手。历史教训和各国实践表明,危机来临时,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机制仍然发挥着有效的流动性救助职能。前者维持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运转,后者维护中小存款人和投资者权益。据此,最后贷款人为基本操作方式的救助机制与日常监管统一方能遏制系统性风险,降低社会恐慌。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反映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明确了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内涵,要着重理解由“‘四化’同步发展”转变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转变为“乡村振兴战略”、由“农业现代化”转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由“统筹城乡”转变为“城乡融合”的深刻意蕴,这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智慧和力量;努力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的振兴。

(摘自《中国井风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梅黎明/文)

 

打造边境口岸城镇“双核心”

张丽君、于倩在《开发研究》2018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陆路边境口岸城镇更多地发挥国家安全与经贸功能,文化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必须深入挖掘边境文化资源,加强口岸文化建设,一方面实现文化富边、文化固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优秀基因,让本土民族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文章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发展,把边境口岸城镇建成区域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双核心”,使各种要素在此产生集聚与扩散等多重叠加效应,使边境口岸城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公共服务就该“按需供应”

《新京报》2月13日刊登仲鸣的文章说,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拟组织专家对一万家企业环保问题进行免费“把脉问诊”。针对企业排污不达标,不是搞“一刀切”式关停,也不是睁只眼闭只眼,而是由政府方面请“环保医生”为企业免费“把脉问诊”。这无疑是靶向发力,有的放矢。河南请“环保医生”为企业免费问诊的做法,呼应了“环保发展当兼顾”的善治诉求。其最突出的亮点,就在于两点:一是政府回归“店小二”角色,二是着眼于精准施策、精细治理。无论是实行上门、对点帮扶,指导重点企业制定“一企一策”污染综合治理方案,还是为环保技术供需双方对接牵线搭桥,都体现了精准施策的思路。这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帮企业”,突出的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契合了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期待。

很多企业都是“千企千面”,在解决环保问题上有个性化需求,所以显然不能“一张方子包治百病”。鉴于此,改变政企间常见的“供-需”互动关系,变为“需-供”服务关系,企业需要什么公共服务就瞄准哪里,为其量身打造一些治污方案,很有必要。“一企一策”、精确指导,就能更好地解决不同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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