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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9第2期

   2019-02-14 10:55:19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置疑

●改革开放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推动制度型开放应包括三层含义

●供给侧改革:破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改革”

●降准不是“放水”而是服务实体

●外汇储备去哪了

●暂时的失业问题不必过度夸大

●推动国企向适应竞争政策的方向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就是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社会主义。4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最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社会主义。40 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与选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二者的统一,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五位一体”统筹发展、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致力于全面提升全民族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水平,统一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享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各国人民一道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

(摘自《学习时报》2018 年 12 月7 日 何毅亭 / 文)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置疑

1. 改革开放的初心: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立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壮大。一方面, 40 年改革开放成就巨大,我国取得了全方位的长足发展,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如果不是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而是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就叫停改革开放,结果只能是封闭僵化、停滞落后、死路一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3. 改革开放的方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为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在凝神关注“风景这边独好”的社会主义中国时,我们更应该以敏锐的政治眼光,识别一些别有用心者摇旗呐喊、混淆视听的“醉翁之意”,以坚如磐石的自信、无比强大的定力,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摘自《前线》2018 年第 12 期 左鹏 / 文)

 

改革开放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开辟了光明前景。回顾 40 年的历程,中国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 在开辟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 ?1. 问题导向。改革开放需要回答和解决许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改革开放,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中国道路,也正是在回答这个最基本问题中开拓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在于,它是现实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面向未来,要破解新的各种难题,仍需深化改革开放。2. 人民意愿。40 年来,改革开放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是充分尊重人民意愿的结果,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只有尊崇人民意愿,改革开放才能顺利推进,中国道路才能开辟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人民意愿和党的领导的统一,成为中国道路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3. 解放思想。40 年来,正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才有了拨乱反正的成就,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推进,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才有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才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4. 世界眼光。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使中国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道路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走出来的。5.指导引领。改革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有群众的实践和探索,也要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经过试点、试验,取得经验、初步验证后再加以推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6. 勇于创新。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始终坚持创新的精神,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既要在实践中创新,也要在理论上创新,还要在制度和体制上创新。

(《北京日报》2018.12.17 李忠杰 /文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第二,在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总之,40 年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成效,形成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共享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和启示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仍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决心不变,我们将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正帆悬、行稳致远 !

(摘自《经济日报》)

 

推动制度型开放应包括三层含义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近日撰文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当前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学习借鉴对接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和管理体系,如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二是在开放条件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的治理革命;三是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国际合作,在能力建设、制度建设、跨境网络建设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以及在推动世贸组织现代化改革等全球治理框架改革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转摘自《中国信息报》2018.1.8)

 

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持续扩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姜跃春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地位不断提升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扩大,而且,开放的时间宜早不宜晚,开放的步伐宜快不宜慢。首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建设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深化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第二,严格国际承诺,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第三,树立全球视野,实现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药方”是“共商共建共享”,希望各国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第四,对接国际规则,维护自贸体系。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国际贸易的公正性、自由性和非歧视性。第五,加速自贸区建设,构建全球布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是各国之间增加互动的必然选择。

( 摘编自《经济日报》姜跃春/文 )

 

在充分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谋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近期撰文指出,我国要在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中谋创新。

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具有规模性,现在的新工业革命成果很多是集合了全球的智力成果,是各国科技人才相互激发、相互竞争的产物,许多技术甚至是摩尔定律式地加速发展。封闭式创新的结果很可能与前沿技术越拉越大。当前,在我国多个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还有许多“卡脖子”环节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立足于自主创新。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但也不能因此走回到闭关锁国的旧思想中。要看到,即便是发达国家之间,虽然对最先进技术也绝对互相提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多方面的合作。因此,必须要加大加快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摘编自《新经济导刊》)

 

供给侧改革:破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改革”

徐方平、昌灏在《湖北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辩证地理解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没有改变,准确理解了供给侧改革的科学内涵,才能深刻地领悟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才能全面系统地“学懂弄通”十九大报告精神。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集中表现为供给体系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要。这是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人均居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必然发生的问题,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必须要应对的重大挑战。当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化解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时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动力。无论是从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需要看,还是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看,都必须下大力气推动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作为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改革”,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能缓解当前紧迫问题和矛盾的改革。我们只有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推动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谱写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壮丽篇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新范式

廖小平、孙欢在《天津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上撰文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持续保持国家治理的内在善性。在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国家治理的内在善性表现为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作为一种新要求和新的伟大实践,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有新的哲学范式为哲学基础,这一范式便是生态哲学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必须充分尊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运行规律,用生态学、系统论的方法,并按照生态优先的价值原则和标准,来认识和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哲学的理论框架中,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宁静、和谐、美丽”和人类社会系统的“正义、民主、非暴力”。

 

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路径

季冬晓在《理论探讨》2018 年第6 期撰文认为,妥善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合理划分和优化配置国家公共权力和政党的权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考察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路径有三:其一要培育有利于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要增强价值引导,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精神,树立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法治理念,厚植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文化基础。其二要完善党规制定发展的程序原则。保证党内法规的制度体系内部的协调与衔接是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以宪法和党章为基础,完善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程序、民主征求意见程序、统筹规划程序、违法审查和评估程序,及时对党内法规进行完善与优化,为解决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存在的不衔接、不一致问题提供必要基础。其三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进行调整,要明晰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边界,对其行使程序与行使权力的相关范围与模式进行明确规定,一方面要避免政党权力的扩张和越界,另一方面要保证政党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不会面临各种障碍,为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合理、正当行使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要全面优化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在制度与法律层面明确权力分配的责任。一旦发现权力行使者的失责行为,必须要予以责任追究,从而推动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2019 年 GDP 预测增速为 6.3%

据《北京商报》1 月 9 日报道,记者 1 月 8 日从国家统计局网站获悉,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预测分析小组预测,2018 年四季度我国 GDP 增速为 6.5%,综合全年增速为6.6%;而 2019 年,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增速下行“齐碰头”的局面可能难以避免,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长6.3%。1 月 8 日在京举行的 2019 年中国经济预测发布会也指出,预计 2019 年中国经济将平稳增长,全年GDP增速为6.3%左右,较 2018 年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就短期而言,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给中美两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继续对包括我国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国内投资、消费需求增速的回落叠加外需增速掉头将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下行压力不容小觑。”分析小组指出。

具体来看,分析小组预测,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9%,增速比 1~10 月加快 0.2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回升。随着 2019年新增地方债限额下达提前,一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陆续获批,2019 年基建投资有望继续回温。

在消费方面,据预测,受经济增速放缓制约,居民收入增速短期内难以明显提高,长期有利因素提振作用的发挥相对缓慢,高负债率对居民部门的消费约束也具有长期性,因此未来消费低迷的情况一时难以逆转。

 

多种方式加速增长动力转换

乔晓楠、张月莹、张坷坷在《学习与探索》2018 第 10 期上撰文指出,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裕以及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是推动中国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那么随着人口结构转型探寻增长动力的转换则成了当务之急,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那么由于劳动力数量减少与老龄化所导致的抚养负担加重,将使得 2049 年的人均福利仅为 2015 年的71.1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技术进步,若以在 2049 年达到美国人均 GDP的 70% 作为目标则需要 2015 年至 2049年间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4.35%,两大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需要分别达到 8.87%和 8.00%,全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需要分别达到 8.28% 和7.52%,因此,为了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并使用劳动力、增加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能力以及吸收新工业革命的成果等方式来加速增长动力的转换,促进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降准不是“放水”而是服务实体中国人民银行 1 月 4 日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其中,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同时,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不再续做。多方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降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放水”。

央行方面表示,此次降准及相关操作净释放约 8000 亿元长期增量资金,可以有效增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贷款资金来源。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每年还可直接降低相关银行付息成本约200 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实体经济降成本。这些都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往年降准之前通常要酝酿很久,但此次在年初直接发布降准公告,释放出了坚定解决中国经济突出问题的信号,为企业注入信心,也为 2019 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外管局”不会走资本管制的老路外汇储备去哪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月8日报道,1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以美元计值的中国外汇储备为 30727 亿美元,较 11 月末上升 110 亿美元,连续两月回升。

分析认为,多因素影响 2018 年外汇储备。 Wind 数据显示, 2018 年美元指数开盘为 92.2280,收盘为 96.0639,涨幅达到 4.13%,美元指数的上涨使得外汇储备中的非美货币在折算为美元时有所“缩水”。此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欧洲主要国家债券收益率 2018年也是上涨趋势,也导致资产价格折算时对外汇储备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从交易因素,即外汇供求状况来看,2018 年前十一个月,结售汇逆差为 489 亿美元,外汇占款余额累计减少2191 亿人民币,2018 年全年外汇供求总体来看还是需求略大于供给,但在朝着基本平衡方向发展。

此外,2018 年的数只“黑天鹅”事件都对中国外汇市场供求乃至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造成了重要影响,还有就是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和监管部门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对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从 2014 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经历了快速下跌,小幅回升,再到双向波动、小幅下跌的过程,而在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这个过程中,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也出现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买卖式直接干预”过渡到“逆周期宏观审慎 + 微观监管”的监管架构。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多次强凋,不会走资本管制的老路。

暂时的失业问题不必过度夸大《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8 年 12 月27 日刊登社评说,过去十几年,保增长的做法事实上造成用高成本维护“就业稳定”,过于稳定的状态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又导致一些人不思进取,不管是做生意、做企业还是打工,刺激制造的繁荣让人迷失。

最近一个时期,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出现一些裁员现象。事实上,互联网、金融以及地产等企业裁员相当程度上是“去泡沫”表现。在这些领域,很多企业本身并不创造盈利,大量就业是泡沫的产物,最终必然会消失。

此外,市场优胜劣汰效应必然会让一部分技不如人的人失业,就业市场将出现分化,优胜者将得到高工资的奖励,而失败者将会出现收入降级。因此,追求效率的高端服务业将会出现一部分人失业,低端制造业中大量中小企业可能会倒闭,从而导致它们的制造业工人失业,这些人最终会涌向中低市场。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数量日益减少,在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重视经济增长质量转型的过程中,暂时的失业问题不必过度夸大。但长远看,中国比较大的挑战是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因此,2019 年政府应该加速完善社会保障,同时针对失业人员进行大规模的免费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与劳动素质,为他们重新进入就业市场提供竞争力。

 

社会企业具有多重功能

周孝、韩凤芹在《中国财经报》撰文指出,与传统非营利组织或社会组织相比,社会企业具有更丰富的功能:一是社会企业规模通常较小,并且在内部决策与企业治理方面更具有民主协商精神,且一般成长并服务于基层和社区,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需求,受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具有更强的经济稳定性。二是社会企业兼具社会性和市场性,在保证公益服务覆盖范围的同时,也在各个公益事业领域积极开展社会创新,这进一步强化了一国或地区的公益服务能力。三是社会企业虽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在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也会尽可能地追求可持续盈利,因而,能够提供较多的有偿工作岗位,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四是社会企业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并且通常将社会目标作为组织的使命。因此,社会企业的出现可以避免对商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多苛求,同时,也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一条可行渠道,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两方面职能的融合。五是为传统非营利组织开辟发展新方向。具体包括:其一,同时利用市场资源与非市场资源,有助于解决非营利组织慈善资金不足问题;其二,采取规范化、组织化的企业运作模式,有助于培养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其三,增强非营利组织参与竞争和抵抗风险的能力,确保其稳定持续发展;其四,提高非营利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减少不必要的低效或过度竞争。

推动国企向适应竞争政策的方向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项安波认为,推动国企向适应竞争政策的方向调整,一个根本性措施就是持续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竞争、影响公平的政策和体制障碍。一是提升改革目标。国企改革需要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和国家经济竞争力为目标,以提升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构建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二是突出改革重点。有必要及时将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只有通过“管资本”和重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才有可能使微观企业居于公平竞争地位。三是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竞争政策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从利用国有企业向利用国有资本转变,构建更加系统、明确的国家所有权政策体系,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处理政企关系。

摘编自《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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