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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9第1期

   2019-02-14 10:52:24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划重点

●“八字方针”打造供给侧改革“升级版”

●过度消费主义不是扩大内需的正道

●扩大开放依然不能动摇

●“不对称全球化”

●货物贸易差额并非中美贸易战的起因

●“土地是财富之母”观念该摒弃了

●国有企业改革 40 年:阶段演化、理论总结与未来思考

●深化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改革有什么不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划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8 年 12 月 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2018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19 年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这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的八字要诀,对照去年,同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则是“破”(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立”(培育新动能)、“降”(降低各项成本)三个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2019 年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三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六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七是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 2019年七项重点工作任务中,第一条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这凸显了国家对于发展制造业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引发学界业界聚焦。实现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究其要义,就是要做好规则等制度的“进出口”。

为什么要瞄准规则等制度 ? 因为要素的开放,引进和输出的局限在资本、人员、技术等方面;而规则的开放,可以引进更严格的国际标准。

中国社科院数量所研究员沈利生指出,因为外需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 2019 年要把国内市场做好。国内市场潜力比较大,关键是要开源节流,降低税费,让企业能盈利,让居民能提高收入。

(综合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

 

“八字方针”打造供给侧改革“升级版”

2018 年 12 月 2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政策的新动向,其中提到,聚焦“八字方针——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明年抓好七大重点任务,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说,面对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有两种政策取向:一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强化需求刺激。在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 2019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位列首位。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揽子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有望出台。据他透露,下一阶段,将补齐关键短板和弱项,组织实施关键新材料突破,工业互联网基础技术和产品突破,大飞机等关键领域创新重大工程。同时,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鼓励大型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注重培育发展创新能力强的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局面。

(《经济参考报》2018.12.24)

 

过度消费主义不是扩大内需的正道

日前,有专家撰文称,今天的中国跟 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类似,产能出现过剩,经济面临转型,社会增长结构需要调整。中国经济需要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以消费带动,让服务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需要发展消费金融。并认为,年轻人敢借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消化产能过剩,而且中国居民杠杆率还有 10% ~ 20%的上涨空间,消费金融还有潜力。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推动金融创新适应这种需求。

应当说,消费金融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深化的结果。但是,绝不能强化消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工具性,即承担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美国次贷危机就源于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刺激低收入者购买住房,尽管这刺激了经济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消费金融的发展应该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尊重市场选择,不去鼓动,也无需抑制。

在过去几年,中国消费金融与个人借贷快速发展。由于监管宽松,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因为一些学生借高利贷而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社会上出现各种催债公司,一些人因为网络借款利率滚动导致无法偿还,铤而走险酿成各种刑事案件。与此同时,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银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880.98 亿元。

事实上,美国信用消费的一个前提是,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和日常支出都比较固定,每个人都能合理规划自己的信用消费额度以符合自己的支付能力,除非遇到大的意外,比如经济不景气造成持续性失业。

中国人借贷消费大部分不是用于日常固定支出,而是“过度的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还有些人购买不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奢侈品,即面子消费。

因此,应该鼓励年轻人合理消费,而不是以刺激消费与发展金融为目的的“过度消费”。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应该过度宣扬超前消费。

我国要通过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但不应该扶持和鼓励消费金融,而是让收入增长高过物价增幅,或者说想办法降低基本生存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人们才会有额外能力去消费。现在,高收入阶层消费升级给中低收入者带来压力。因为社会舆论、广告以及商家等不断鼓吹,中低收入者被迫增加信用消费,这会带来风险。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不应该继续鼓吹消费主义,而是要考虑社会分配、资产价格、社会保障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对消费的抑制。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8.12.13)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周瑾、景光正、随洪光在《经济科学》201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资本作为替代性的行为规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为深远。鉴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非一致性,通过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静态估计发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时滞效应。动态结果与静态结果一致,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积极作用主要在于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对增长稳定性则具有抑制作用。第二,社会资本的作用具有累积效应,其长期作用显著强于短期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程度越深、市场化建设越深入,经济组织方式、价值规范和社会网络变化越剧烈,社会资本的作用越重要。第三,社会资本对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为不完全中介效应,既直接促进了增长质量的提升,也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优化效应间接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积极作用则没有对增长质量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基于增长质量层面的结论为社会资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证据,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本的经验依据。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深刻转型的时期,社会资本所蕴含的价值规范和关系网络为经济组织方式和个体行为提供了软制度约束。但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却基本处于“原生”状态,既未形成应有的规模,也缺乏方向性的引导。因此,应当正确引导和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金融委会议明确资本市场改革五方向

2018 年 12 月 20 日,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强主持由部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对当前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

据央行官网消息,会议明确未来资本市场的改革将主要朝五个方向前进:一是要更加注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严格退市制度。二是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切实做好投资者保护。三是要坚决落实市场化原则,减少对交易的行政干预。四是要借鉴国际上通行做法,积极培育中长期投资者,畅通各类资管产品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五是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沟通,积极倾听市场声音。

“这与此前证监会全面从严监管的方向相一致,监管部门当好守夜人,同时减少对市场交易环节的行政干预,并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12 月 20 日,北京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指出。座谈会提及“积极培育中长期投资者”和“畅通各类资管产品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吸引业内人士目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鼓励方向或将引导银保监会旗下所辖机构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投入力度。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8.12.21)

 

2019 年地方债料加码发力稳投资

2018 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临近收官。财政部 12 月 19 日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地方债发行已经突破4.1 万亿元。作为财政政策更积极的重要表现,专项债三季度以来提速发行。专家预计,2019 年地方债将继续加码发力促有效投资,发行规模或达约 4.5 万亿元,专项债券将持续扩容,助力交通基建等重点领域补短板。

“2018 年,我国地方债发行的特点是前低后高。1~ 5 月份地方债发行量明显偏低,6 月份开始提速,7~ 9 月份地方债发行量呈爆发式增长。”业内专家汤林闽表示。专家袁晓霞指出,伴随未来对专项债的支持政策陆续出台,新增专项债有望持续扩容,有利于拉动基建投资逐步回暖。

从目前专项债的发行种类来看,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占比较大。从已发行专项债来看,募集资金多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建设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事实上,今年以来稳投资的信号逐渐加强。2018 年 10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聚焦脱贫攻坚、铁路、公路水运、机场、水利、能源、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短板,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

业内预计,展望 2019 年,围绕提振消费、基建补短板、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政策力度可能更大,以释放红利,提振信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参考报》2018.12.20)

 

扩大开放依然不能动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日前在出席“2018 北京金融安全论坛”时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尽管外部积累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个大方向不能动摇。同时,要有底线思维,趋利避害,不能一开了之,要注意防范风险。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有一种声音:“不能放开,一旦放开就有风险”。特别是每当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时,就会有人庆幸地说,好在这个没放开、那个没放开,资本项目没放开,有了一道防火墙,使金融市场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就会发现,不开放的代价是很高的,而开放带来的收益是慢慢积累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要想趋利避害,关键在于在审慎分析、准确把握全球化中蕴含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以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为目标导向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开放战略。”隆国强认为,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因为过去的开放战略很正确,就按照原来的思路、原来的做法继续下去。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了新机遇、新挑战,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过去低成本的劳动力到现在更多体现在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以及足够多的外汇储备使得我们企业可以走出去主动整合全球资源的优势,用好“两个资源”“两种市场”来服务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就变成了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要去思考的问题。

隆国强最后强调,全球化进程中,有一类开放的风险就是传染式风险。经济繁荣的时候资金大量流入,外部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资金快速撤出。世界联系愈加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不一定都是好的,国际协调合作就变得日益重要。

(《经济参考报》2018.12.12)

 

“不对称全球化”

英国、美国、德国等大国在历史上的崛起,均呈现出一种规律性: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这种历史规律性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反而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如果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落后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道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从而在国际上建立起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在不放弃并强化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起由中国企业主导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的核心技术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领先供货商战略”。

(《 南 国 学 术》2018 年 第 4 期贾根良 / 文)

 

货物贸易差额并非中美贸易战的起因

陈继勇在《武汉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美国以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并以此为由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出台系列措施压制中国,中国随即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事实证明,巨大的货物贸易差额并非中美贸易战的起因,一方面,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控制,并非是中国“奖出限入”的经贸政策;另—方面,由于原产地原则和其他统计方法上的重大缺陷造成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虚高,它并不能真实反映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收支。纵观 20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贸易战的历史大背景,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作为老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在不断强化的中美贸易战背后,绝不仅仅是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立,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并非是减少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所能解决。为此,必须科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保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既有战略的定力,沉着应对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2019 年楼市调控目标是“三稳”2018 年 12 月 24 日,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住建部对明年楼市调控明确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并强调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变。“继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住建部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说明全国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将维持之前的水平。”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虽然最近部分城市出现微调,但从整体看,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中央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不会改变。对于“稳”字的解读,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指出,这一“稳”,不是保持平稳不变,是要维持房地产市场小幅与适度的调整,而非快速下行。“如果 2018 年可以用‘调控年’来形容的话,2019 年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稳定年’。”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说。他认为,在此背景下,一线城市的降温尤其是房价的下探空间将变得有限,二三线城市将呈现更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2018 年上涨较快的城市将迎来降温。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也认为,2018 年房地产,降温已经达到调控预期,从目前来看,调控由收紧逐渐变成局部放松。

(《中国新闻网》2018 年 12 月 25日 邱宇 / 文)

 

社科院蓝皮书:2018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019 年稳就业重点关注三大群体2018 年 12 月 2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2019 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在京举行。蓝皮书指出,2018 年全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107 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的目标。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持续下降几百万的情况下,就业总量达到新高。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2%,是多年来的最低点。

展望 2019 年,蓝皮书指出,要以稳就业为重心,努力推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须关注新增就业群体和重点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 1995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制造业去产能人员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关注的新增就业人群。

(《经济参考报》2018.12.26)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土地政策回溯与展望:城市化的视角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土地政策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8 年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奠定了城市化基础;1998~2014 年由大量工业园区开发与住房分配货币化“双轮”驱动的土地城市化;2014 年新型城镇化提出,开始人口城市化。基于未来改革路径依赖,应从城乡融合方向设计土地配套政策,包括构建分类的住房供应与征税体系、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完善永久基本农田制度、探索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等,中国土地政策的远期方向应是在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引领下的城乡融合。

(《中国土地科学》2018 年第 7期 吴宇哲、孙小峰 / 文)

 

“土地是财富之母”观念该摒弃了

进入新时期之后的农村改革是一个硬骨头,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近年来的改革迈得步子并不大。如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并将改革落在法规的成功修订上,有不少争议。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审议土地管理法的消息,更是将其再次带入人们的视线。很多争议的缘由是对涉及土地制度问题的一些基本判断存在偏差。我们需要算好几个账目。

第一,中国“人多地少”?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很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有的还高过几倍,但不妨碍那里有好的农业和好的城市居住品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土地利用效率低。大略来说,如果全国城市建成区单位土地面积的 GDP 产出率达到深圳的水平,全国GDP总量就可再增加3倍左右,都不用新增建设用地。如果达到东京的水平,这个潜力还可以再大 3 倍。农业也是一样。

如果土地制度能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现有耕地不仅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还能让吃饭变得更便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要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上推进改革。第二,土地对国民收入分配有决定性的作用吗?“土地是财富之母”是重农主义时代的一个说法,现在还有很多人舍不得丢掉这句话。

我们当然须臾不能离开土地,但土地在各种要素的市场竞争中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功能在下降。当今世界,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占比,远超过土地。广义的技术进步对收益分配的影响最大。即使是农民,其社会保障基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而不是反映为地租的土地使用价格。

我国城市过度拥挤的居民区和叠床架屋的集合居住方式很不利于居民生成“社会友好”的心态。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发现它与社会冲突有关联。居民住宅区的密度动辄搞到每平方公里数万人,原因是其他建设占地比例过大。这就与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关系。土地制度改革或可向这方面倾斜。改革的方向还是要提高市场化程度。

(《新京报》2018.12.20 党国英/文)

 

国有企业改革 40 年:阶段演化、理论总结与未来思考

黄少安在2018年第5期《江海学刊》撰文提出,国有企业改革 40 年的历程可分为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滞缓期、混合所有制五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理论依据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然而,初期的“放权让利”不符合契约理论,“利改税”混淆了国家收益的依据;“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组不完全契约;股份制是最深入的产权改革,但国有经济的不合理扩张很难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团,导致国有企业改革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是”“否”改革的二元悖论。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更大的实质性进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顶层决策的认识并提升对顶层设计的执行力,理性认识和评判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绩效,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困难源于利益集团的阻挠,通过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深化改革来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深化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陈亮、王坤在《群众》2018 年第19 期撰文认为,深化乡村振兴要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正是着眼于破解“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乡村发展主要矛盾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二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必须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乡村振兴与推进城镇化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发展成长:既要让农民进城推动城镇化,也要让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要一起抓,两个轮子一起转,处理好“走出去”、“留下来”和“引回来”的关系。

 

新时期改革有什么不同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仅面临观念更新、体制转换等老问题,而且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以及利益调整等一系列新问题,改革需要更坚强的动力、毅力、定力,必须找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定位、目标和任务。

第一,民生改革需大刀阔斧。人民群众的需求就是改革的重点。要认真分析梳理民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列出改革清单。近些年为何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群众始终意见不少、呼声很高 ? 根本原因还是改革不到位。第二,公平正义改革需自我革命。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下一步改革重点应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上发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三,道德重建需猛药去疴。一个道德缺失的社会,无论物质上多么富有,是不可能真正强大的。要根本扭转信仰危机、道德缺失的局面,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第四,生态环境需标本兼治。要坚定不移落实新发展理念,就必须进一步采取标本兼治的改革举措,在治理水污染、空气雾霾、土壤荒漠、资源过度开采等方面一个一个打攻坚战。第五,制度建设需争创一流。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标准 ? 以谁为标准 ? 可以肯定的是,决不能以多党尔虞我诈、效率低下的治理体系为标准。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是兴利除弊的深刻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革”的是不当利益,“除”的是顽瘴痼疾,这需要有大思路、大气魄。

(《环球时报》2018.11.25 邱敦红 /文)

 

让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更大市场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目前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 151 个事项、581条具体管理措施,标志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让市场准入的门槛更低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更宽了,市场主体只要依据负面清单,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各个领域和行业,不用再担心是否能获得审批和受到限制。这对于调动市场主体在创业、投资、创新、创造等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消除市场主体投资创业创新的后顾之忧。

也许有人会说,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对外开放的大门更宽,对于市场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准入范围扩大、门槛降低以后,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产生更复杂尖锐的矛盾呢 ? 其实不然。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后,行还是不行、能还是不能、准还是不准的界限更清晰了,路径也更明确了,监管者可以把过去用作判断、扯皮等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管措施、解决监管难题,从而有助于减少监管摩擦,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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