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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8第23期

   2018-12-17 10:03:37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 新时代党的建设“三个全面”

● 认清“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真相

● 中国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现代化道路

● 合规体系建设是央企发展必由之路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选择与启示

● 中国经济未进入衰退期

● 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挑战

● 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毫无道理

● 40 亿美元的进口意味着什么

● 我们为什么一直主张在小城镇推行改革

 

新时代党的建设“三个方面”

舒家鑫在 2018 年 11 月 7 日的《学习时报》发文提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全面”着眼党的执政地位、领导能力、自身建设,彼此关联、紧密相连,要深刻认识、深刻领会、深入贯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坚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不容置疑、必须坚持。二是加强,就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方位决定的,越是在新时代越要加强,越是在关键点越要加强,越是在薄弱处越要加强。认真查找党的领导的薄弱环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加强,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三是全面,就是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就是按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来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层级、某一个团体、某一个阶段,是全覆盖全时空的、无空白无死角的,没有任何特殊和例外的。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需要把握几点。一是全面,就是党的建设内容的方方面面都要全面加强、全力推进,而不是说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同时,这个“全面”,也当然地要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任务的各个方面都要加强党的建设,没有例外。二是推进,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向更高标准的、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齐心协力的前进。现在各项事业都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必须毫不松懈、持续用力地加以推进。三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鲜明提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居于统领地位,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同时明确政治建设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政治建设作为统领、摆在首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重要任务,必须抓紧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以此统领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 8900 多万名党员、450 多万个党组织,“一个也不能少”。“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打虎”“拍蝇”“猎狐”,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治”就是从上往下、从左到右,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各级党的组织都要自觉肩负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坚持不懈把从严治党作为政治责任和使命,一刻也不松懈地“治”下去;党组织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一把手工程”,强化抓好党建是本职、抓不好党建是失职意识,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执纪问责,让党的纪律严起来、硬起来,让党永葆生机活力。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代责任型政党建设

李红权、张春宇在《理论探讨》201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承担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在 97 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锤炼为一个能够担当革命、建设、改革等历史使命与责任的与时俱进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推动各项改革,使党的自身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参与全球治理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过程使党呈现出了鲜明的“责任型”特征。因此,责任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新定位,体现了新时代党对民族、国家、人民、政党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五重担当,党要通过责任担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保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进新时代责任型政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历史命题的进一步深入解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的政治责任从革命到执政再到全面治国理政、担当人类发展使命的扩展,表明党在新时代新形势新使命背景下的高度政治自觉、清晰政治选择和坚定政治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优势

首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立足于中国发展现实,更加注重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发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动者、引领者、实践者,从而确保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其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注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终将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定位为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促进。第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注重法治建设,将法治建设与党的历史使命、与国家繁荣稳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第四,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开创了以协商、合作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人民内部广泛协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最大合力。第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更加注重根本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推进发展。

(摘自《前线》2018 年第 10 期 孙岩 / 文)

认清“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真相

《求是》2018 年第 17 期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说,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战的一个说辞,是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贴上了一个并不新鲜的标签——“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实行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等。

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列宁提出的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方面,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环境政策和国有化等多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式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才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一定挑战,但绝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大肆实行贸易保护、移民限制、产业回流等国家干预主义政策。

一些国家从来都是实行双重标准:在需要国家支持以进行资本积累的时候,就大行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之道;在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时,就要求他国无条件开放市场,强行推进自由贸易以从中渔利;当其竞争优势因后发国家的追赶漫慢消失时,又重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中国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现代化道路

王玉鹏、孟宝芹在 2018 年 7 月 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色。这条现代化发展之路,对于世界各国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一,中国开辟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独具中国特色。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带来红利,是一条共赢之路。“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为寻求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给人类社会贡献了全面协调发展的经验,而目标接力的发展道路也向世界各国展示了建立长远发展规划的战略意义。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稳定,推动全球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

合规体系建设是央企发展必由之路

光明网 2018 年 11 月 13 日刊登评论员文章说,11 月 9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指引”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央企已经意识到全面建设企业合规体系、进行合规管理、将合规作为企业治理的必要部分和标准的重要性。

对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合规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虽然在最近一些年中,中国央企、尤其是在国外进行投资经营的央企屡受合规调查,合规风险屡发,但是,合规问题的重要性仍然没有引起企业甚至是那些已经受到过合规调查的企业的重视。在中兴公司被美国司法部以合规为由进行调查并承担相应后果后,合规管理的重要性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出来。合规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必有部分。

实际上,在 2014 年,国资委就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并将其列入“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2016 年,国资委选定中石油、中移动等 5 家央企进行试点,探索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方法。

所谓合规管理,就是要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合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对于那些将部分或主要经营活动置于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合规还意味着其经营活动必须合乎经营活动所在地法律,遵守、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习惯;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法律与中国法律相冲突时,确定不违反双方法律的准据规则,在完全合规的情况下开展经营活动。此次“指引”尤其规定,央企要深入研究投资所在国法律法规及相关国际规则,全面掌握禁止性规定,明确海外投资经营行为的红线、底线。

中国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

为民企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容错 纠错 防错

《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11 月 9日刊登社论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稳定预期,弘扬企业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是“基本保障”的重要方面,其中有 3 个方面需要注意,也就是容错、纠错、防错。

这是一个紧密的逻辑链条。应该看到,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执法欠力度等因素影响,有的民营企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同时又要“纠错”。事实上,早在2016 年,最高法就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全面展开相关工作。

更重要的是“防错”。其前提是法律规定的更加明晰化。从过去纠正的错误案件看,一些案件依据的法条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明确规定,从而给错误判决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最高法表示,正在抓紧起草涉及刑事、民事交叉的司法解释,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

需要看到的是,最高法出台或将出台的司法解释更多是在具体审判过程中的指导性原则,而非法律条文,下一步要在立法层面上对上述原则进行进一步明确。同时,徒法不足以自行,重要的是从立案、侦查、检察、审判及审判监督等诸多方面确实树立对合法民营企业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氛围。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选择与启示

宇文浩在 2018 年第 5 期《南京社会科学》发文,从经济制度转型与科技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路径选择的演变历程进行考察。文章认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从弱到强,从依赖跟跑的探索者到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经历了从“成套技术引进与模仿”到“市场换技术与模仿创新”,再从“集成创新和二次创新”到“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协同创新和原始创新并举”的自主创新型发展轨迹。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

正确处理行政手段和法律工具的关系

最近,监管部门“优化交易监管”新举措不断。先是并购重组“小额快速”审核机制实施,接着证券交易所表态不再采用“窗口指导”……这些优化交易监管的利好举措密集出台,是为了减少行政手段对市场交易不必要的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对引导市场走势的现实意义非同寻常。

减少行政手段对市场交易的不必要干预,既要重视行政手段应有的重要作用,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进一步优化交易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是要发挥好行政监管的作用。不宜简单地、频繁地下达或更改行政命令,不能对各个“市场漏洞”一堵了之,同时要避免对企业事无巨细地“保姆式监管”。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二是要正确处理行政手段和法律工具的关系。减少行政于预,归根到底还是要依仗法治化力量。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过程中,要避免过度行政干预,更好地发挥法律法规作用,给市场相对明确的政策预期。

三是厘清行政手段和市场规则的界限,掌握好“三个清单”。即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行政部门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

(《经济日报》2018.11.14 周琳/文)

中国经济未进入衰退期

《北京日报》2018 年 11 月 19 日刊登清华大学教授魏杰的文章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6种现象”:第一是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感觉到了经营困难,既有成本的压力也有资金的压力;第二是债务问题不断增加;第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新经营机构不断地出问题,比如互联网经营平台等不断地爆雷等;第四是资本市场出现了非理性的下跌;第五是几乎所有投资者都感觉找不到安全性资产;第六是社会预期比较迷茫。

为什么会出现这 6 种现象,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 通过分析发现,首先基本面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 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是今年我们有 5 件事撞在了一起,如果单就一件事而言,问题不大,但是 5件事撞在了一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出现了叠加,就产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第一是防范金融风险;第二是我们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是最近正在做的新旧动能转换:第四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改革。这些问题都属于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成长中的烦恼”,只能在发展转型中解决。第五是中美贸易摩擦。本来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直接影响并不是太大,但是没有想到心理影响大。心理影响反过来通过一系列环节影响了现实经济,导致下行压力变大。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了调整期。估计调整期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调整期如果能度过的话,中国将可能进入到我们理想的高质量增长阶段,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挑战

中国经济基础深厚、韧性强大、动力充足、制度优越,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行稳致远。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态势长期向好。中国自1978年到2017年,GDP 连续 40 年保持年均增速 9.5%左右。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国GDP增长6.7%,就业、消费、投资、外贸、收入等呈现良好上升势头。这表明我们的应对方针是正确的,措施是得力的,实现了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的延续。其次,我国实体经济强大支撑经济韧性好。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7 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8%,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4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52%,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占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这是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之所在。再次,创新引领增长动能快速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今年前三季度,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8%,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8.8%。这表明,积极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培育产业竞争力,我国正一步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目标迈进,新产业快速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及由此形成的新动能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最后,我国独特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经济行稳致远。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既能够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首创精神,释放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又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摘自《光明日报》2018.10.31 何自力 / 文)

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毫无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是站不住脚的。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并不完全相同,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征。从发达国家实践看,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市场完全不干预,也不意味着经济主体只能是私有制企业而不能是国有企业。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振兴本国制造业,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引领本国制造业升级的“再工业化”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比如德国推出“工业 4.0”,美国推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近年来。一向标榜市场自由的美国,更是在国家干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不惜利用国家干预措施要求本国企业回迁,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设置障碍。既然发达国家也有国家干预、国有企业,那么,为什么中国搞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就不是市场经济呢 ?这显然说不过去。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表明搞不公平贸易和不正当竞争的恰恰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2018.10.30 简新华 / 文)

我们为什么一直主张在小城镇推行改革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柳拯近日表示,重启“县改市”,是为了解决中国中小城市数量少,分布不均衡,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就此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央提出的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鼓励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是要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是农民进城后与他们适应的就业、居住和受教育环境已经面临着福利化城市的巨大反差,城市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利益格局的固化进一步加重。推进城市各项改革的举措举步维艰,同时也会导致城市的发展成本更大幅度地提高。

李铁认为,现在很多人说改革,更多考虑怎么解决阻力。但事实证明,户籍管理制度不仅在北京、上海改不动,在其他人口流入地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改不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利用新的空间载体释放活力,这也是当初我们提出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初衷。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观在,我们为什么一直主张在小城镇推行改革 ?原因就在于农民进入县以下的小城镇,受到的排斥要小很多。此外,进入小城镇发展的成本也低。如果这些小镇得到开发,可以大大降低产业和工业进入成本,就能解决现在各类城市发展成本过高的问题。

(《南方周末》2018.11.6)

改变县域经济发展旧心态,坚持特色集群原则

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大背景下,县级政府要及时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思维和方向,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首先,要革除以 CDP 为纲发展县域经济的旧思维。要把绿色作为发展的底色,走出一条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其次,要告别以县城为中心发展县域经济的旧模式。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增强全局开放、协调发展意识,在更大格局中集聚资源和能量,寻求动力和空间。最后,要突破以模仿为手段发展县域经济的旧心态。要坚持特色集群原则 , 扬长避短。

(摘自《大众日报》 张汉飞 / 文)

40 万亿美元的进口意味着什么

据中新社2018年11月6日报道, “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的。那么合计超 40 万亿美元的进口规模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在加速升级,消费者更加关注商品的品质、内容,购物的体验化、个性化等需求。”中国商务部研究员路红艳如是说。但他指出,与消费需求不相匹配的是,中国商品有效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工业消费品领域,而低端低质量产品多、中高端消费品品质不高、品牌商品少等因素致使国内部分消费外流。在路红艳看来,大量优质商品进口,也将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中国优质商品供给增加,带动消费增长。

专家贾晋京表示,中国已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超 40万亿美元的进口将继续激发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活力,以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来助推世界经济的增长。

“中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贸易理念。”谈及超 40 万亿美元的进口,专家罗雨泽说,这是真正做到了把贸易看作是互利互赢的大事来促进,做到了“不以出口喜,不以进口悲”。

专家张燕生则指出,超 40 万亿美元进口的背后是中国向世界传达出了把进口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将进口和出口统筹协调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从全球视野和负责任大国的角度,去推动开放型中国经济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及特征

侯彦全、程楠在2018年8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当前,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高效率的空间集聚的经济现象,已经被广泛认可与熟知。但何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则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先进制造业集群理应具备产业集群的一般特征。所谓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指基于先进技术、工艺和产业领域,由若干地理相邻的企业、机构集聚,通过相互合作与交流共生形成的产业网络。它在满足产业集群的各要素的基础上,在技术、工艺、制造模式、产品质量、要素和组织形态上都处于领先水平。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高级形态,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与特定先进技术相关的若干企业、行业组织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围绕共同目标,共生形成的组织高度网络化、能够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具有强大包容性和根植性的产业网络。它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代表一国战略、优势产业领域的综合竞争力最高水平,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引领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多种产业集群评价维度,并结合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特征,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集群规模、集群创新、集群网络、集群开放、集群治理这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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