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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8第16期

   2018-09-03 11:12:04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 澄清对中美贸易谈判现状的误解

● 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不完全适用

● 基建投资大跃进会重现吗

● 中国制造业依然有独特优势

● 民企的融资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 增加高品质供给满足消费升级

● 中央发文“拆弹”地方隐性债务

● 新一轮国企混改重点在“改”不在“混”

● 新时代要求国家职能更多转向公共服务

● 党的文化领导力是新时代文化创新战略的保障

 

从特朗普贸易战看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郝月峰在2018年第4期《云梦学刊》上说,“遏制+接触”战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三个文件的发布,越来越显示美国开始逐步放弃“遏制+接触”战略,向“遏制+竞争”转变。今年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最新尝试。

 

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

《人民日报》2018年8月10日刊登任平的文章说,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网上流布。一种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说是“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招致了美国的组合拳”;一种是批评中国不该反击,说是“及早妥协让步,贸易战就不会愈演愈烈”。事实果真如此吗?

观察贸易战这件事,是需要有一些“历史视野”的。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目,签订“广场协议”,最终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尽管中国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霸主将是他们。”班农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中美经济博弈格局及其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以及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历史趋势所做的历史选择。这恐怕才是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

 

澄清对中美贸易谈判现状的误解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8月2日刊登社评说,自从中美贸易谈判中断,两国贸易关系存在冲突扩大化风险后,中国舆论场里开始流传中国应该为贸易谈判失败承担责任的观点。这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分裂了国内共识,有必要加以理性分析。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关税摩擦是为了制定更加自由公正的贸易规则,而不是反对自由贸易。这种观点暗含的前提是承认特朗普关于“其他国家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的判断。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忽略了现有自由贸易规则与全球化体系是由美国制定和主导,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本质上是落实“美国优先”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不是什么更公平自由的贸易规则。

其次,有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意图产生误判,准备不足,导致双方贸易谈判破裂。事实上,早在奥巴马时代,中国就致力于推进两国双边投资协定,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早在一年前就制定了全面开放政策,准备好与美国谈判。谈判破裂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缺乏基本的外交信用以及对谈判对手的尊重。

第三,一个更流行的观点认为,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自由阵营的一员,所以对华进行打击。这种观点的幼稚之处就在于把两国之间的冲突简化为意识形态与制度之争。

中美贸易谈判既有平衡两国贸易的正常需要,也掺杂两个大国竞争的背景,再加上美国为了在谈判中获取更多利益采取了善变的做法,并涉及国际自由贸易多边规则,让双边贸易谈判异常复杂,必然有一个博弈与再认识的过程。当前,我们关键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按自己的节奏办好自己的事,绝不让贸易摩擦干扰我国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的大局。

 

央行重启风险准备金兑美元汇率保“7”

据2018年《北京商报》《广州日报》8月6日报道,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距破“7”关口仅一步之遥的背景下,8月3日,央行发布通知,自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据悉,外汇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交存,不针对企业。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央行相关人士强调,对远期售汇征收风险准备金并未对企业参与外汇远期、期权、掉期交易设置规模限制,也没有逐笔审批要求,更没有禁止企业开展这类交易,显然不属于资本管制,也并非行政性措施,而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一部分。

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加大,令市场担忧人民币汇率将失守“7”这一关口。不过,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政策,向市场释放了稳定信号。在政策宣布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跳涨逾500点,收复6.83关口。

对于人民币汇率会不会破“7”,央行参事盛松成指出,这是一个心理关口,目前人民币汇率不会破“7”。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表示,央行政策出台后,将增加远期售汇业务的资金成本,有利于遏制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的压力,也说明央行不会对当前人民币贬值置之不理,可能会采取进一步逆周期调节的措施,来管理贬值预期。

 

看待全球贸易失速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

周经、戴翔、刘梦在《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当前全球贸易增速趋缓,一方面与金融危机及后续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从内生动力上看,更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的减缓有关。因此,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中所揭示的关键因素,虽然其影响主要针对“一国贸易增速”而言,但作为个体加总的全球贸易增速就会受到相同方向的影响。具体到中国而言,近年来外贸增速下滑除受传统因素影响外,从更深层、更本质和更长远的角度看,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中国融入其中的特性密切相关。全球价值链分工趋缓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进一步承接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加之近年来劳动成本上升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进入上升期,使得出口增长能力受限;中国虽以“低端嵌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经过多年发展实现价值链的逐步攀升也是事实。仅从这一意义出发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出口增速同样也会趋缓,因为统计“虚高”的成分会不断被“挤出”。从全球意义看,前一轮全球贸易高速增长是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分不开的,当前全球贸易失速同样也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何能够在当前全球贸易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尽早“破茧而出”,继续担当“稳定”乃至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任,需要化压力为动力,加快推进中国外贸转型升级。

 

国际贸易促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罗知、宣琳露、李浩然在《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很多学者测算出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是偏向资本的,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除了理论中指出的要素价格和禀赋等内在因素,外在因素也有可能诱导技术进步偏向某种要素,国际贸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国际贸易是通过影响要素价格这一途径促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实证结果显示,进口贸易会使得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但是出口贸易并不影响技术进步的偏向。进一步的,引入要素价格扭曲这一中介因素后,进口贸易减轻了劳动价格扭曲,进而使得资本价格相对劳动价格而言越发低于其边际产出,促使企业选择了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方式。

 

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不完全适用

刘尚希在2018年6月5日《中国财经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出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特征,连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与大幅的波动,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先例。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周期是“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循环往复。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看,至今似乎确实存在若干峰、谷,也存在明显的波动性特征,但绝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来概括。首先,有衰退、萧条、繁荣,才有经济周期,我国经济增长有大幅的波动,但改革开放以来尚无真正意义上的萧条。即使利用增长型周期的分析方法,我国经济增长率也存在“拐点”,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尚没有哪一次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中的“衰退”,实际上只是“回落”。没有衰退、没有萧条,仅靠经济增速的“拐点”可以测得的经济波动,难以判定为经济的周期。其次,影响经济周期的农业生产、工商业存货、设备投资、住房建设等因素只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是大趋势下的小趋势;能够影响我国的经济波动但不能决定周期。即便在一个不完整的周期内,其自身的波动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而密集的调控政策则是波动的主要因素;最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内因是改革与政策,外因是世界经济的波动。

 

以效率变革为核心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从宏观层面看效率变革就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产业生产率;从微观层而看效率变革就是提高企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是:发挥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生产要素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全面对外开放,持续发挥后发优势;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质量;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茹少峰 魏博阳 刘家旗/文

 

基建投资大跃进会重现吗今日基建投资与过往大不同

《经济观察报》2018年8月3日刊登社论说,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即将来临么?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了明确的信号。会议要求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但今时今日的基建投资补短板,与过往屡屡出现的投资热有很大的区别。简而言之,这可能将正在下滑的投资增速拉回预期轨道,但投资大跃进不会重来。

文章认为,补短板的定调,已然框定了这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领域。无论对于各地方政府还是寻求市场机会的企业,首先要问的是,基建短板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几年各地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建投资计划,但更多集中于路网、轨道交通、机场电站等大项目上,但基建补短板的内涵显然要更为丰富。比如现在到了雨季,已经有一些城市一场暴雨后积水成涝,大都市里看海的景象每年都会出现,说明城市地下管网设施老化严重,这方面补短板的紧迫性一点也不低。就此而言,基建补短板不能一味追逐大项目大投资,也要多关注公众的现实需求。

现实地看,基建领域投资正在持续放缓。这与一些地方清理、停建、缓建一批项目有关,也受制于资金配套和到位情况不理想。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度,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等。对很多地方和项目来说,缺钱的局面可能会有所改观。

值得关注的是,1.35万亿元的专项债券有可能撬动多大的各类资金?社会资本能否更多参与这一轮基建补短板项目,有更多的施展空间,恐怕也是各地方必须补的短板。我们需要更合理的制度设计,让社会资本有足够的意愿参与其中,也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

 

中国制造业依然有独特优势

近几个月来,关于一些公司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借此规避美国关税的言论引起人们关注。

美国一位采购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此前和几十个位于广东、浙江义乌和福建厦门的工厂签订了代工合同,现在他正在把代工地点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印度、泰国、菲律宾的工厂。“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生产线外移的主要原因,而中美贸易摩擦则加速了这一趋势”。

不过,这位负责人也强调,中国在供应链和基础设施上的优势,是很多东南亚工厂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产业链非常完备。比如你要在广州做服饰,可以到中大瑞纺布匹市场去买原材料,通过顺丰快递在48小时之内就把原料送到工厂进行样本生产,非常高效。”他说,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虽然享受到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但很多公司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然后在当地加工,这对于他们的供应链来说是个负担。

飞象网CEO项立刚表示,“在有一定技术要求的行业如空气净化器,代工厂既要有生产能力,同时,代工厂所在城市需要有大量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供应商,还要有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持。这种产业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充足的人才做基础。一些东南亚国家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项立刚说。

(《环球时报》2018.8.4)

 

民企的融资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8月3日报道,在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的背景下,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突显。“以贷转存”重复收取利息,变相要求企业化解不良等“创新”方式开始出现,抬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难度。

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董事长张先生向记者分析了其中的灰色做法。“银行和企业账面上的利息都只有6%左右,也没有其他隐性成本,表面上不高,但民企在银行的实际融资成本超过12%,因为可以收两遍利息。”

具体的做法是,先以贷转存,然后存单质押再融资。比如,A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银行要求这1亿元A企业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银行变成1亿元的存款。然后A企业用存单质押,再向银行申请1亿元的贷款。企业拿到手的资金1亿元,但倒腾一遍后在银行账上变为“贷款2亿元,存款1亿元”。

对企业来说,其账面贷款2亿元,实际到手的融资额仅1亿元,承担的却是2亿元的利息。一般资质不错的民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贷款年化利率约6%,但两笔贷款利息12%以上,存款的利息约1.3%~1.5%,扣除存款利息银行实际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尽管如此,这个利率仍低于非标和民间融资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还是会接受银行的这种要求。

 

增加高品质供给满足消费升级

国家发改委8月2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发改委综合司巡视员刘宇南表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4%,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分析,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实际增长6.7%。整个消费增长态势不错,而去年房地产快速增长,透支了今年的消费力,加上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而房地产消费和居民的家居、家电消费有联动关系,所以有部分商品销售增速回落。

刘宇南表示,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仍比较突出。在重点消费领域市场还不能够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监管体制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然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预期的改善。

有媒体提问,很多中国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和服务信心不足,使得购买力外流。对此刘宇南回应称;之所以会出现购买力外流、海淘,一方面是国内居民对高品质、高端产品和服务有了旺盛的需求却无法满足;第二方面,是对国内产品和服务信心不足的问题。他表示不回避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增加国内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此外,要增强居民对国内消费市场的信心。

高玉伟建议,从监督管理上,要进一步提高标准,加大对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鼓励企业做品牌,以质取胜,既有激励,又有规范。刘宇南表示,以后将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壮大消费新增长点;健全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新京报》2018.8.3任娇/文

 

中央发文“拆弹”地方隐性债务

近日,湖北省、甘肃省和河南省等多个地方政府公开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精神。这意味着,中央的这一重磅文件已出台。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达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100%),显性债务风险安全可控。不过,近些年,一些地方官员过度举债谋“政绩”,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基于业绩考虑也为地方违法举债提供“弹药”,助推了隐性债务的规模增长。

近期多个地方披露的隐性债务规模均不小,是当地显性债务规模的30%~360%。比如,合肥市审计局近期公开披露,截至2017年末合肥市级隐性债务规模为475.38亿元,约占当地政府性债务(即显性债务)比重的72%。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公布数据称,截至2018年5月底,当地隐性债务(银行贷款)规模达24.18亿元,是显性债务的近360%。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8.8.16 陈益刊/文)

 

利用“大市场”优势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大,“大市场”是一个重要优势。我们要利用好进口,为其他国家创造发展的“便车”,以此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第一,扩大进口向世界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以此来换取对等开放。第二,利用“大市场”优势,扩大中国影响力。因此,以进口彰显中国的实力,既有基础,也有条件;这里面,战略要制定精准、收放自如,尤其要注重管控风险。第三,进口国际商品,提升中国话语权。美国主导的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出现波折,但所谓自由化、高标准的规则方向不会改变。中国可以有更多的积极作为。

(摘自《解放日报》薛安伟/文)

 

新一轮国企混改重点在“改”不在“混”

8月6日晚间,华泰证券公告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获江苏发改委和江苏国资委批准。此前,华泰证券通过定增,引入多家战略投资者,包括阿里巴巴、苏宁等民营公司。记者获悉,有多个像华泰证券这样的地方国资项目在招标混改,国有企业混改正在提速。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指出:近几年国内没有足够多投资渠道,不少企业遂向外转移资金和资产,因此要留住国内资本,需要加快放开混合所有制改革,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混改。

另一方面,从国有资本控制力的角度考量,放开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权,使不同资本之间形成相对制衡,更有利于完善国企治理结构,发挥治理机制的作用。

有鉴于此,今年年内将发力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这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并不在混,而是在改。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专家透露,“这一轮的混改不仅仅是股权结构的混合,最关键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和经营治理水平的提升。”高层认识到治理结构的提升,需要有积极的外部投资者、战略投资者进到国企管理层或董事会来,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而是成为积极的战略投资者,能够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制衡,能够把市场化经营机制引到国企里来。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8.9)

 

新时代要求国家职能更多转向公共服务

程同顺在《党政研究》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一个瓶颈,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着眼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些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又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过程,这给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新的重大考量。至于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全等方面的需要,更加不可能依靠公民个人或者企业的力量来提供,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级政府来提供和保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职能理论,国家的内部职能可以划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职能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政治统治职能的作用范围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范围的缩小而逐渐缩小,而社会管理职能则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日益增强和扩展。而且,国家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内容和方式上,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体现更多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意识。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着力点。

 

医疗卫生领域央地权责划分方案发布

据《经济参考报》2018年8月14日、《北京青年报》8月15日报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从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能力建设四个方面划分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这是我国央地划分改革中的首个细分领域方案。

具体而言,在公共卫生方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全国性或跨区域的重大传染病防控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上划为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此外,医疗保障方面(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和医疗救助),以及计划生育方面,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按照《方案》,北京、上海两个一线城市相关民生事项的支出分担是地方占比90%,中央财政分担10%。而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中央分担的支出事项高达80%。这样能更加精准地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中央财政弥补落后地区的财权不足,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和民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也为社保、医保的全国一体化打下了基础。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表示,中央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在医疗卫生领域破冰,对下一步在其他领域推进有重大示范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战略的体系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每个主要组成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认清“新时代”国情是前提,坚持文化指导“新思想”是灵魂,朝着文化征程“新目标”是方向,解决文化建设“新矛盾”是关键,实施文化发展“新方略”是核心,加强文化举措“新保障”是根基,每个环节的良性发展与相互促进,对实现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产生重大的积极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战略是在党的十九大宣布新的历史方位背景下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今社会文化新矛盾的理论基础上,展现了全新的文化战略指导思想、文化战略目标、文化战略部署与文化战略保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对实现文化强国与中国梦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2期 周锦涛/文)

 

党的文化领导力是新时代文化创新战略的保障

周锦涛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2期撰文指出,文化领导力是领导力的核心和灵魂,它对领导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制约作用和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坚持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革命文化的播种者和培育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科学的文化战略创新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方略、文化发展新成就来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文化成就,关键是我们党能与时俱进,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新的文化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给文化新发展提供与时俱进的新的有力措施保障,体现出强大的文化领导力。所以说,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力是文化创新战略的“新保障”,归根到底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政治逻辑所决定与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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