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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8第14期

   2018-08-13 10:40:18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

● 严禁国有金融企业控制非金融企业

 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法宝

 乡村振兴以都市圈为主要依托

 反贫困社会政策的三个转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乡关系

 改革开放精神必须继续弘扬

●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统一的

 习近平刷新中国政坛“三观”

 “竞争性共存”将成中美关系新态势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过于悲观过于乐观都属片面

《经济日报》2018年7月10日刊登评论员文章说,处于2018年上下半场的交替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有人看到中国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因而产生悲观情绪;也有人看到一些数据十分亮眼、基本面总体向好,因而沾沾自喜。其实,无论过于悲观还是过于乐观,都是片面看待中国经济形势的结果。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了去年以来增速基本平稳、结构调整优化、质量效益改善、风险总体可控的局面。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6.8%,连续11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二季度GDP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1至5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总的来看,当前“稳”的格局依然牢固,“进”的态势愈加凸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愈发明显。

与上半年相比,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注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要防控金融风险,将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各类债务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引导市场合理预期。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在立足区间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促进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特别要防止政策协调失当,避免在处置风险的同时又造成新的风险。

 

中国经济新图景跃然纸上

据新华社7月7日报道,正值2018年上下半场交替期,部分需求指标增速有所波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有增无减,上半场是否稳得住?下半场能否有进步?

走势如何看 尽管上半年数据还未公布;但从前5个月运行态势看,中国经济可以交出一张亮丽的“半年报”,一幅蹄疾步稳、提质增效的中国经济新图景已跃然纸上。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8%,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在6.5%至6.9%区间,二季度GDP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就业仍在扩大,通胀保持温和。“总的来看,国民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质量效益提升,企业、行业、区域版图分化与重塑,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愈发明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说。

底气哪里来 尽管国际贸易形势不确定性增大,今年前5个月,温州眼镜出口额还是同比增长7.52%,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约20%。眼镜行业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全国多数行业在转型发展中都展现了良好势头。大国经济有大国经济的样子,大国经济有大国经济的底气。底气何来?中国经济底气的保障,在于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全局,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精准施策;中国经济底气的根基,在于广阔的回旋空间、强大的发展韧性以及充沛的市场活力;随着一系列利民实事不断推出,一个个民生“痛点”逐项破解,中国经济底气获得了支撑。

前景怎么样 看中国经济前景,既要看到稳,更要看到进。稳是大局,是前提和基础,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保护、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三项改革联动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负面清单越缩越短,开放红利越来越多……以新理念实现新跨越,以创新驱动聚集发展动能,以持续开放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经济正脱胎换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严禁国有金融企业控制非金融企业

据《新京报》2018年7月10日报道,国务院近日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严禁国有金融企业凭借资金优势控制非金融企业,同时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参股国有金融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政策背后的背景在于,要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界限划分清楚。“目前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情况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有融合,很多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介入资本市场,收购兼并,通过种种通道持有产业资本的股权。也有很多产业企业做多元化,拓展到不同金融领域里面,介入很多金融机构。”赵锡军说,这两种情况产生一系列问题,包括金融机构主营业务不断削弱、金融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金融乱象和套利行为,带来一系列风险和隐患。

赵锡军表示,在金融领域,国有机构占据主导地位,金融业的健康有序地运行,国有机构存在着重要职责。“实际上,前段时间监管方面有很多措施,包括规范金融机构的股权管理,明确金融机构股东的职责和条件。从监管角度讲,比较明确的是金融业要回归本源,各个金融机构主营业务是什么,就要回归什么。”

 

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法宝

改革开放40年来,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基础设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大规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相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国并未实现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情况,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大量薄弱环节。基础设施不足和薄弱还将在较长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倒U型关系。当前我国经济类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维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仍然是我国稳增长的重要法宝,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减少地方保护壁垒等措施清除基础设施投资的各种障碍,并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数量,这些在客观上均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完成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人文杂志》2018年第6期 胡海峰 陈世金 王爱萍/文)

 

对“逆城镇化”切莫误判

当前,我们讨论逆城镇化,有两个现象要特别注意。一是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由于承载能力有限,难以承载大量外来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此时,逆城镇化已成趋势的观点刚好为这些城市的相关决策提供了一个支撑。二是就一些三四线城市乃至乡村的“开发热”“房地产热”的苗头,有些机构将“中国出现了逆城镇化潮流”作为这些现象的理论支撑。其实,这都站不住脚。逆城镇化的迹象的确值得关注,但是我国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逆城镇化潮流。我们要高度重视一些逆城镇化现象,但亦需避免对总体形势形成误判。

(摘自《经济日报》冯奎/文)

 

乡村振兴以都市圈为主要依托

乡村振兴的地域依托是什么?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和行动倾向。

一种倾向是就乡村论乡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乡村从城乡地域分工体系中割裂开来,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乡村振兴。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乡村振兴要以城、镇为依托,片面强调城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乡村,忽视了逆城镇化。

乡村振兴要以人为中心,基本上要落脚在“都市圈”,都市圈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地域依托。

第一,都市圈是乡村振兴最有利的地域空间。都市圈本质上是一个日常通勤生活圈。在这里,城市生活是乡村的,乡村生活也是城市的,乡村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和抓住发展机会,分享城镇集聚经济优势,降低对外交流成本,彰显自身特色。

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因为都市圈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主要就是落脚到都市圈,乡村人口主要集聚在都市圈。美国尽管是个农村十分发达的国家,但真正生活在都市圈之外的乡村人口估计不足全美人口的0.8%。

第三,从我国国情来看,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乡村振兴落脚地必将较美国更大程度地落脚于都市圈。一是中国人口密度较高,更加有利于城乡本地化融合,都市圈将更加广布;二是小农户经营。小户经营缺乏内部规模经济,要获取竞争力,在竞争中发展,更需要充分分享利用城镇外部经济性。

以都市圈为地域依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打破乡村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从都市圈的高度进行谋划和推行,建立健全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五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全面树立都市圈的理念;二是着力建立健全都市圈房地产和就业统一市场;三是按都市圈统筹个人消费和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四是把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农业公园等与都市圈结合起来;五是打造高效通勤的交通系统。

(《北京日报》2018.6.4 杨开忠/文》)

 

2020年后,谁是中国的贫困人口

据中新网2018年7月13日报道,按照规划,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0年,中国的贫困标准提高到了年均收入2300元。如果按照现行标准,到2020年以后消除绝对贫困没有太大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说。

如果实现脱贫目标,到2020年中国就没有穷人了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贫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贫困日益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区别于绝对贫困的相对贫困问题凸显;二是城乡二元差异带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问题;三是贫困的再生产。

李小云说,未来没有绝对的贫困,未来的穷人就是没有享受很好教育,没有很好营养,在一个不好的制度环境下生长的人。由此,李小云判断,在2020年之后,扶贫战略需要转向“防贫”和“助贫”相结合的综合救助改革,其中,重点应该转向防贫投入,尤其是要通过提升农村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以缓解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

李实建议,未来瞄准式扶贫要让位于普惠治理,即重点不在解决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问题,而在使得相对贫困人口也能够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整体的生活水平能够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得到改善,并且有机会和空间跳出相对贫困而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甚至高收入群体。

 

反贫困社会政策的三个转向

方珂、蒋卓余在《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在反贫困议题上,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政策主要聚焦于解决收入层面上的绝对贫困问题。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内的贫困现状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和绝对贫困现象的削减,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显现,以及边缘群体发展能力的薄弱成为中国贫困治理中的新议题和讨论反贫困问题的新背景。为此,中国的反贫困社会政策也需要有新的转向。新时期反贫困社会政策的转向应体现在三个方面:防范“返贫现象”,坚持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发展“积极福利”,注重边缘群体的资产和能力建设;坚持“共享发展”,从社会保障的“政策全覆盖”走向“人员全覆盖”。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乡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可分为四大阶段:城乡关系趋好、城乡再度分离、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在市场化改革下,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共同作用,制度破冰和创新改革同步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努力,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经历了深刻变迁并得到了极大改善。吴丰华、韩文龙在2018年第4期《学术月刊》发文,提出以“改革参与缺失理论”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城乡分离和城乡差距扩大,并将城乡发展理论总结为“城乡发展目标理论——城乡发展路径理论——城乡发展对策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难点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和县域经济不发达,未来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发展思想,破解五重城乡二元结构,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发展城乡和促进城市发展并重的方针,着力振兴县域经济。

 

改革开放精神必须继续弘扬

《环球时报》2018年7月10日刊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的文章说,不断凝聚共识的过程将伴随着下一步改革开放全过程。就当前而言,要关注并积极回应这些问题:

一是用过去来否定现在。例如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后30年,甚至将“文革”浪漫化,将民国时期“黄金时代化”。这些认识是非历史的,应该直接回应,限制其传播。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不容抹杀。

二是用西方的经验否定我们的经验。“全盘西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破产。西方国家的今天肯定不会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必须树立既有历史感,又放眼世界的主体性。

三是以改革的局部失误来否定改革。无论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还是与前苏东国家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进程既没有大折腾,也没有偏离改革的方向和轨道。对于这样一个巨型转型国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也说明了改革主体的综合能力。以点概面、夸大局部,聚焦微观、全面抹杀,无益于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更会削弱改革参与者的信心和定力。

四是以既得利益来否定深化改革。调整利益格局是改革的必然选择。尽管每个人在改革过程中有得有失,但绝大多数都是受益者。改革开放精神就是不断突破体制和利益的藩篱,使每个参与者都能公平公正地分享到改革成果,从而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统一在一起。因此,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是我们必须捍卫、继续凝聚的共识。

 

网格化治理实现城市治理创新

张丽、韩亚栋在《求索》2018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网格化治理是将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内容进行整合,更加合理的划分网格管理单元,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程度,是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形式。“织网工程”是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以信息化为手段,以网格化为依托,以提升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和政府效能为目标而实施的一项社会治理创新工程。它通过网格化整合的城市信息来创新社会治理、改善公共服务、重塑治理流程。其创新点有:一是从理念和行动上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源头创稳看齐; 二是实现我国特大型城市政府数据的大集中和大共享。其创新动因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所提供的动力、支持与保障。

 

中国共产党自我监督的历史性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打破西方“法不言党”的禁锢,坚定走中国特色的执政党自我监督之路。实践表明,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绝不能照搬西方政党政治的模式,而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统一起来,把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统一起来,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自我革命、拒腐防变的新路。二是填补“监督空间”,进一步加重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历史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实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转化,填补党员干部中“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的监督空白;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实现由监督“狭义政府”向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化,填补公职人员中“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的监督空间,从而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监督的全覆盖。三是创新党内监督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探索解决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改革体制机制着手,探索解决一些过去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监督难题。四是丰富和完善监督手段,进一步推进监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手段在创新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取得历史性突破。五是告别“九龙治水”,攥紧集中力量打击腐败的铁拳。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将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国家预防腐败局以及从政府系统中分离出来的监察机关统为一体,并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这就把过去分散的监督力量整合起来,从而攥紧了集中力量打击腐败的铁拳。这套监督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迈出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全方位监督权力运行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坚定步伐。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6.7 朱旭东/文)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统一的

韩庆祥教授的新作《强国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研究具有学理深度,政治敏锐性很强,他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统一起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明站起来与富起来、强起来是统一的。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研究,就是中国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苏联不能说没站起来,1917年十月革命使苏维埃站起来了;也不能说苏联没有富起来,它当时就达到美国GDP的60%;更不能说苏联不强,它是“两霸”之一。苏联既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又具有一定财政力量与军事力量,可为什么一夜之间却解体了?主要在于它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路线方针一旦错了,你就会由富变穷、由强变弱。

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矛盾,像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的不满;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新自由主义泛滥,影响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走向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解决了这些问题。如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贪污腐败,这是得人心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富、继续强,以富增强,以强保富,还要有站起来的革命精神。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个哪个都不能丢。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因素,你都有。我们一定要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坚持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本质特征和伟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往别的方向走,必须沿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道路走。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是方向。

(《学习时报》2018.7.4 陈先达)

 

习近平刷新中国政坛“三观”

五年一次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7月3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布局中央对组织人事的“顶层设计”。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梳理此前作为,新时代习近平选人用人、管党治党的观念,已有可寻之迹。

政绩观:“显功”与“潜功”并重

十八大以来,中国官员的综合评价体系更为科学化、多元化。早在2013年6月举行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言及“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时又说,“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在“长链条”上所作的辩证思考,反映出执政党所追求的政绩强调“接续价值”,而非一时一域之功。

政德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他还详细阐释了“政德”的核心要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即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守公德,即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私德,即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时政观察人士指出,以上重要论述,是对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思想外延和内涵的一次系统阐述,对新时代党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政风观:浚其源、用其贤、干其事

在近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作用。十九大以来,“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成为中国领导人口中的高频话语,释放出营造实干风气的重要信息。

政绩、政德和政风之三观,折射出的是权力的使用逻辑,而民众的评价和历史的检验将是最重要的“试金石”。

【综合中新网钟三屏文、《北京日报》】

 

“竞争性共存”将成中美关系新态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竞争”日益成为美国高级官员和战略界人士谈论对华政策时的一大“热词”。如何准确看待和有效应对中美竞争,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两国需要放眼长远、相向而行,深入筹谋“竞争性共存”之道。

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美国希望以“对等”“公平贸易”等为由对华加大施压。

第二,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担心中国寻求“把美国赶出亚太”,通过推进“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打造制衡中国的地缘架构。

第三,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的博弈日益突出,美国担心“政治上的中国崛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敏感。

从“良性竞争、深度合作”的角度积极塑造中美关系的新态势。

一方面,应认识到,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常态,但是,“竞争”与“对抗”存在根本区别,“对手”和“敌手”也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面对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方面日益显著的焦虑感,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施加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凝神聚气、保持定力,注重把握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加大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理念引领、战略引领。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要逐步适应中美经贸摩擦常态化的新阶段,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安排,解决好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筑牢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

第二,要将拓展中国周边外交空间与打造新时代中美互动模式相结合,谨慎处理“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推动中美合作构建“亚太共同体”,培育两国共同的“朋友圈”。

第三,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中美协作,做大利益“蛋糕”,用好亚投行等机制,促进中美协同提供发展型公共产品、促进地区和平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四,应就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等问题深化中美沟通,增进两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政策协调,围绕应对反恐、防扩散、太空和网络安全等共同挑战展开合作。

第五,要高度重视中美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等领域的所谓“竞争”态势,引导美国战略界准确认识“中国道路”,避免双方陷入意识形态对抗,不断深化中美社会交往,厚植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参考消息》2018.3.14赵明昊/文)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和方向路径

青岛峰会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青岛宣言》明确指出,成员国重申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这指明了新时期上合组织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一是五大观念回答了坚持什么。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上海精神”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就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五大观念为上合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完善全球治理大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理念指引,符合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这一新使命的需求。二是五大建议回答了怎么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提出了“五大建议”,这就是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拉近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五大建议是中国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实施纲要,显示出中国的雄心壮志和博大智慧。同时,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国又提出自身的行动计划,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宽广胸襟和无私奉献。

(摘自《光明日报》2018.6.13 邓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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