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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8第12期

   2018-07-02 09:13:49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 外资新政措辞变化传递信号

● 国企改革须厘清“管资本为主”的概念

● 财政资金应从项目制向普惠制转型

● 如何理解大市场的“大”?

● 创新发展成为民营经济的普遍共识 

● 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 今天为何还要讲艰苦奋斗 

● 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实践 

● 如何区分服从组织和盲从领导 

● 客观认识中国的国际形象

 

外资新政措辞变化传递信号

《经济观察报》2018年6月4日刊登社论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这是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在扩大开放的主基调下,国务院层面第三次就吸引外资出台具体政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变局中,争夺跨国资本已经变成一项牵动各经济体的“全面战争”。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努力保持我国作为全球外商投资主要目的地地位,可见决策者的决心。

不过,中国对外资的需求也在发生改变。如果从陆续发布的外资新政来看,2017年初国务院文件的要旨是“积极利用外资”,2017年8月发文的核心是“促进外资增长”,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则强调“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措辞的些微变化传递的信号值得思量。

外资需要对这种改变有清晰的认识。客观地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对外资的看待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很多领域,当初甘为“学生”的中国公司已经可以和”老师“比肩,甚至超越曾被视为榜样的外企。另一方面,当中国市场越来越变成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时,中国企业也把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还应该意识到,中国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消费升级、美好生活,品质和多元、个性和体验,这些词汇浓缩了10多亿消费者蓬勃生长的消费潜力,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可能提供到位的产品和服务,甚至创造需求。不论是本土公司还是外资,如果对此反应迟钝,就可能在竞争中掉队。一些外资之所以从过去的强者沦为中国市场的失意者,与此有很大关系。

 

国企改革须厘清“管资本为主”的概念

《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6月11日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的文章说,国企改革中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是一件新事物,在实践中还有一些含混的概念尚需澄清。

实际上目前对“管资本为主”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管资本”是指国家所有权机构直接监管的对象由“企业”转变为“资本”。实现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使其中的国有净资产成为股权,转换成价值形态的“资本”。否则就没有“资本”这个对象可供监管。例如,银行业本世纪初通过整体改制上市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资本化后,出资人机构监管的对象就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构,与实体企业不再有直接的产权关系,也无权穿越投资运营机构干预其投资的公司,政企分开将顺理成章。

对“管资本为主”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认为“管资本为主”是在继续强化对未转制企业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同时,还要把监管扩展到这些企业可以动作的“资本”。这种理解的要点是监管机构管企业的体制不变,范围进一步扩展,带来的结果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那些体制性问题无法解决。

这两种理解、两种做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国有企业整体公司制改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期间监管部门仍需“管企业”。但主要精力应转向做好两件事,一个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另一个是深入研究管资本的体制框架、实施方案以及政策措施。

 

财政资金应从项目制向普惠制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第10期刊登郑世林的文章说,在财政资金项目制的治理方式下,国家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发挥地方政府配套的杠杆作用,实现基础和重大设施先行发展。一旦政府将某些产业列为发展重点,这些业界就会有大量资源投入,带来快速繁荣。由此,项目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但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这种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体制机制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首先,则政资金的项目制治理由于信息不对称、区域经济禀赋不同等原因,容易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其次,项目制容易导致某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最后,部分基层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也发生了大量骗补、挪用等违规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项目制也应该向更高质量转型,从以往政府抓“点”的项目制,逐步向抓“面”的普惠制渐进转型。要着力解决缺位问题,从大量立项管制转向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使有限资金像阳光一样普照每个角落。例如,减少点对点的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税负负担,逐渐提高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医疗、社保、教育、工资待遇等条件。

 

如何理解大市场的“大”?

在我国,当讨论现代农业发展时,人们经常谈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如何理解大市场的“大”?这里的大市场,指的是需求。这个需求,指的是来自中间商的需求。大市场,就是中间商对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样质量的产品的收购数量需求大,远远超过单个农民生产者的提供能力,需要成千上万的农民生产者来满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产品收购渠道变化很大,日益呈现出大、少、长的特点。即中间商的单体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增值链越来越长,增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农民所面临的“大市场”,越来越大。

(摘自《农民日报》柯炳生/文)

 

中国城镇化离不开“退出 流动 进入”

据《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6月5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词确定了我们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就是城镇化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

蔡昉表示,中国城镇化第一个特征化事实就是“退出”。城镇化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人数的减少,以及非农产业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耕中释放出来。

第二个特征化事实是“流动”。蔡昉表示,集中在小城镇地区的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导致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在区域上进行大规模转移。

中国城镇化第三个特征化事实则是“进入”。蔡昉认为,过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制度层面的障碍会阻止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清除进入障碍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在蔡昉看来,现在,农民工可以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城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能够和城市居民一起竞争同一个岗位。但是归根到底,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种不充分的进入,导致城镇化有时候是可逆的。”他强调,“未来,我们在退出机制、流动机制和进入机制上会赋予中国特色城镇化以新内涵。”

 

以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建设助推农村产业革命

现代农业的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产品竞争,而更多是产业链竞争。只有从全产业链的发展视角,深刻理解和探寻农村产业革命的内在逻辑规律,找准农村产业革命的重点、难度和突破点,才能从根本上激活农村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农业农村改革的制度红利。一是健全农业结构调整的生产服务机制。振兴农村经济,特别是深度贫困的农村地区,要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来一场革命,走一条见效快、成本低、效益高的可持续发展路子。二是夯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支撑体系。完善农产品加工产业和政策支持体系,建立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机制,以绿色生态(有机)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三是构建农业品牌建设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政策扶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农业品牌管理和保护力度,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农业品牌管理和保护的公益性服务。四是探索农产品产销无缝对接的新模式。积极探索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与零售商或消费者直接对接,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充分利用各类农村电商资源,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不断拓宽农产品直销渠道。鼓励和引导超市和学校食堂农产品采购优先与贫困农村地区、贫困农户对接,探索集团化推进“农超对接”“农校对接”的新机制。五是创新农户与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基本权益,让农民从产业链中获得更多利益、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光明日报》2018.5.29 陈坚/文)

 

乡村发展必须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城市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承载的产业规模和结构。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能否彻底转移到城镇,除了制度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承受全家移居城市的生活成本,二是城市地区的财力是否能够承担农民变市民的公共产品支出。如果区域内的产业规模大、结构层次较高,处于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必然带来高利润、高工资、高税收。因此,促进产业升级使产业层次进入全国乃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和根本途径。

(摘自《河南日报》刘云 秦小玲/文)

 

从平均地权到鼓励流转

龙登高在《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平均地权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潮并付诸实践,1950年代初实行土地所有权的平均,1980年代初实施土地使用权的平均。然而,在女性出嫁、家庭成员结构变动、人口流动等变量的影响下,初始的平均状态很快被打破;加之其他变量的影响,很难维持土地与劳动力的动态结合。21世纪转向鼓励土地流转,意味着农地由政府分配转向市场配置。

 

坚定不移地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必须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高质量发展是产品和服务高品质的发展,是供给与需求高匹配的发展,是资源和要素高效率利用的发展,是严格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是科技创新,为此需要全面实施党中央确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体制改革,为此需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两条基本路径:科技创新创造着新的具有更高更好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体制创新需要进一步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切实调动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真正激发科研人员发明创新的创造力;进一步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微观主体;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举措。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要切实加强党对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推进宏观调控方式创新。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更优结合。

(《光明日报》2018.5.29马建堂/文)

 

创新发展成为民营经济的普遍共识

史晋川、郎金焕在《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撰文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产品市场看,民营企业极力拓展的外需市场由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特别是到2015年,在国际市场接近饱和时,出口部门进行投资的边际收益快速下降,经济结构从外需占优转为内需占优。从要素市场看,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均发生重大变化,对民营经济产生两大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加大了经营压力;对资金密集型企业,“融资难”约束的突然放松让企业主动或被动加杠杆,负债式扩张既导致产生一些企业巨头,也拖垮了一批企业巨头。从企业治理看,人格化交易的信任基础遭受—定程度的破坏,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使依托熟人圈子构建的规模巨大、盘根错节的借贷链条受到巨大冲击,导致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开始瓦解,迫使民营企业最终去探索非人格化的企业治理结构。从政企关系看,在为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出台的“四万亿”投资和地方更大规模配套投资的计划中,国有资本获得大量重要订单。在此背景下,创新发展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普遍共识。从区域看,浙江的民营经济以政府放权和自我突破为主,走内源性商业模式创新之路;江苏以政府推动和对外引进为主,走外源性科技创新之路;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民营经济以市场主导和自主创新为主,走内源性科技创新之路。

 

文化生态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要素

文化生态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要素。文化生态建设需从长远着眼,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重视文化的区域特征、民族差异、风俗信仰等因素,同时不忽视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构建,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运行机制,这对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成长尤为重要。为此,要加强传统熏染,让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注重经典滋养,要加强精神产品与社会生产的对接,引导传统文化经典主动而有序、积极而稳妥地走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构建特色引领的机制。

(摘自《人民日报》王福州/文)

 

国家职能应更多转向公共服务

当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升级加速和日益广泛的特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新时代国家职能应该更多转向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重点解决的是人民的吃饭问题和生存问题,对于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无暇顾及,但是当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马上对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生了需要,而有些公共服务的供给是需要时间阶段的。比如优质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修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舍比较容易,几个月就可能完成,但是优质师资力量的培养却不可能立刻实现,这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样道理,医疗、养老、供暖和公共空间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改善,都需要一个过程。

至于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全等方面的需要,更加不可能依靠公民个人或者企业的力量来提供,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级政府来提供和保障。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而且,国家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内容和方式上,应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体现更多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意识。

(《党政研究》2018年第3期 程同顺/文)

 

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学习时报》2018年5月30日刊登周跃辉的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理论研究认为,利益固化藩篱一般来讲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利益固化往往来自于对公共权力的不正当运用,或者说是来自某些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和机构;第二个特点是利益主体为维持其所得利益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往往反对改革、阻碍改革,千方百计拖延改革;第三个特点是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是利益固化的“保护伞”和“护身符”,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往往是参与体制机制运行的当事人。也就是说,如果要打破利益固化的格局,就必须改革利益者本身,这无疑相当于“割自己的肉”,改革起来就会难度大。

利益固化藩篱作为一种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作为一种改革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现实难题,已成为横亘在改革路上的险滩障碍。比如,妨碍投资积极性的不合理审批、挫伤创新创业的不合理规定、阻碍司法公正的不合理条文,等等。

当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各项改革正势如破竹般推进,推进改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应该成为当下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必须坚持的改革观。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特点

左亚文、侯文文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撰文指出,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需要把握以下几点:其一,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发展状况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征年年月月都在发展变化。因此,要把从战略定力上讲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和具体实践中的“不断变”区别开来。其二,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个孤立的矛盾,它是由多个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主要矛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要素,它和其他的要素内在联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主要矛盾。以现阶段为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这五个基本要素中,经济固然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但是,经济中却内在地包含了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要素,我们根本无法把它们分割开来。其三,从社会发展的方向来看,人日益成为社会的主体,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过程,是主体性跃升的过程,是使人由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状态转向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状态。而人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经济的或政治的主体,人还是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主体,是历史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产物。

 

今天为何还要讲艰苦奋斗

《环球时报》2018年6月5日刊登吴波的文章说,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流行话语,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流行话语,“艰苦奋斗”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时过境迁,在一些人看来,今天再提“艰苦奋斗”似乎没有必要了。这一话语逐渐褪色的趋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课题。

关于艰苦奋斗当代价值的思考,蕴含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市场经济在发挥中国现代化加速器作用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四风”横行,是与对艰苦奋斗精神的鄙夷和放弃相联系的。党风决定社会风气,一些人不法致富和一些人渴望一夜暴富,从根本上说都丧失了对艰苦奋斗起码的尊重。而艰苦奋斗精神的淡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新的文明类型的复杂程度。

艰苦奋斗是不应告别的,尤其在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时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今天提倡和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是去鼓励大家重新吃糠咽菜,更不是鼓励人们劳作过度放弃应有的休闲,而是强调工作和生活理应保持的品质和作风。种种案例说明,有的官员只是将艰苦奋斗挂在嘴边,这不仅说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依然根深蒂固,也说明形式主义依然在危害党。生活中无时无处都充满了比较,当不劳而获大行其道、一掷千金成为时尚,艰苦奋斗就会尴尬地退让一旁。这也反映艰苦奋斗的氛围塑造,必须联系劳动地位的维护和财富分配的调整,可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形成了的。

 

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实践

《人民日报》2018年6月19日刊登宗言撰写的题为“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实践”的文章说,今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1997年,中国首次对外发布宗教信仰状况白皮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引起广泛关注。20多年来,中国宗教信仰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版白皮书给出了最权威、最深入的解答。

文章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对宗教自身规律的尊重。中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是全面的、完整的,是针对全体公民而不单是信教公民的,并且充分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差异性。每个公民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某一宗教的自由,也有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某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信教公民可以到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也可以按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公民不因信仰或不信仰宗教而受到歧视,也不因信仰不同而造成权利或义务上的不平等。

文章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对宗教撒手不管,也不是说宗教活动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坚持把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引导信教群众增强法治观念,正确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既做好教徒,又做好公民。

文章表示,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我国各宗教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就是中国宗教的事情由中国宗教信徒自主来办,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支配和干预。这是国家主权在宗教领域的具体体现。 

 

如何区分服从组织和盲从领导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6月13日刊登薄鲁晖的文章说,近日,河南省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原主任夏明旭、该中心时任用地规划股股长刘予勇因盲目执行领导的“会议纪要”,违规给地产商办理新增楼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法院认定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服从组织决定是理所应当的。但也会有些例外情况,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提出了一些明显违纪违法的要求。这个时候,“服从组织”和“盲从领导”就必须要严格区分开来。

如何区分“服从组织”和“盲从领导”?党纪国法就是标尺。在现实中,少数人在执行领导下达的明显违纪违法的指令时,心存“都是为了工作”的侥幸,主观地将违纪违法曲解成“工作上的变通”,以为只要领导“罩着”就不会出事,即便出问题也有领导扛着。还有个别人甚至以能为领导“背锅”为荣,认为哪怕挨处分也只是一时的,而一旦违背领导意志,哪怕是对的,也担心事后遭排挤、被“穿小鞋”。殊不知,这些或委曲求全,或勇于“背锅”的行为,恰恰是不敢担当的表现。因为计较个人一时得失,而罔顾纪法红线,为虎作伥当“帮凶”,可谓本末倒置、因小失大。

“服从”不是“盲从”,“背锅”不是担当。杜绝这类情况,一方面要以党纪国法为标尺,严惩任何违纪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要给敢于担当、坚守底线者撑腰,免除其因“不听招呼”而被“穿小鞋”受气吃亏的后顾之忧。

 

客观认识中国的国际形象

《环球时报》2018年6月8日刊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的文章说,如今,无论国内国外,都给予中国的国家形象以高度关注。总的来说,一个普遍的认定是,中国的发展是成功的。这个共识是确立中国好形象的基础。

文章分析,不同的他者、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形象的认定会有很大不同。比如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最关注的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对其构成的挑战。为此,官方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再比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中国的出发点是推动新型发展合作关系,但有些国家不这样看,认定中国是扩大势力范围,获取自己的控制能力。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同定位也影响了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比如,中国认定自己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因此外界往往认定中国已是一个发达国家,由此往往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认定。如果中国做不到,他国就可能给一个负面评价。还有,作为—个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形象的自我定位,还是他者对中国的形象认定,都是动态变化的。从根本上说,中国要维护一个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靠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够不断向好的方向行进。

文章认为,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要“众口一词”说中国好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他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要做客观分析,对“坏形象”认定的反应要冷静,不能因他者认定与自我认定有大偏差而“情绪化”,甚至做出激烈反应。在一些情况下,“负面形象评价”可反映的是真实的问题,可作为警示,促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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