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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信息2018第10期

   2018-05-30 15:00:02 来源: 本站

        重 点 提 示

● 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者

● 应对城市竞争与分化的大时代

● 县域经济已成发展短板

● 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正确处理几对关系

● 提高应对错综复杂形势的能力

● 在推进伟大事业中用好底线思维

● 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 党内法规制度研究的三个维度

● 西方民主体制的三重衰败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者

当今世界,正出现一股主要源自美国的逆全球化浪潮。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着,中国始终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维护者。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发展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随之提升。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为全球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不仅直接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还通过外贸和投资带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2017 年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27.79万亿元,已经是包括美国在内的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近年来,中国还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提议和方案,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通过这些倡议和举措,对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明显作用,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 摘 自《 经 济 日 报》 2018.4.27魏建国 / 文)

 

全面开放新格局主要“新”在哪儿?

1、“新”在突出以“—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上。“ 一带一路 ” 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2、“新”在拓展对外贸易强调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上。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保持我国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3、“新”在要求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上。既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更要充分认识外商投资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新”在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上。新形势下,应积极构建有利于整合全球资源的价值链、供应链、物流链,增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做强做大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主体。

5、“ 新 ” 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上。在过去开放方向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整合升级内陆已有开放平台,培育一批贸易投资区域枢纽城市,提升沿边开放平台功能。

(来源:2018.5.18 新华网)

 

应对城市竞争与分化的大时代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8 年 5 月14 日刊登文章说,在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或者地产业,传统制造业也面临技术升级压力。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几乎所有城市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一个地区或城市能否在新起跑线上赛出好成绩,首先取决于地方官员能否将新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其次,需要了解世界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对本地经济发展在新时代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现在一些城市,发展思路不清,定位缺失,盲目参与抢人才,完全是“人云亦云”。应对竞争与分化,各个城市首先要优先解决存量问题,比如国企改革、地方债务过重等,以及增强公共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要根据自身优势,在增量上下功夫,通过体制性创新,推动新经济的发展以及本地传统产业的升级。尤其是要警惕过度追逐“新意”,过于浮躁和从众,忽略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比如,中国很多城市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但他们的旅游业却一直不温不火。这是因为旅游业本质上是服务业,如果服务质量上不去,交通、住宿、餐饮以及门票都会不尽如人意,再好的旅游资源也不会形成良性循环的繁荣的旅游经济。

总之,在城市竞争与分化的大时代来临之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城市自身优势和劣势,尽快消除存量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发展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吸引目标产业。当更多的企业涌现后,人才才有落地的平台。

 

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经济发展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无法再依赖外需支撑,只有通过改革恢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善收入分配,才能使投资 —— 消费结构合理化,使经济增长恢复活力。”5 月 5 日,在 2018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研讨会上,多位经济学者作出上述表示。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内需拉动不了经济增长则意味着结构有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投资过剩挤压了老百姓消费。资金流量表数据说明,两千年以后,政府和金融部门收入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上升,居民收入占比和储蓄占比下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在谈到收入分配时表示,分配不仅是社会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一次分配,中国仍然是按地区,当前,中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乡村内部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

据研究,欧美国家的二次分配,可以降低一次分配二十几个百分点。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只能降低6~7个百分点。最近宋晓梧团队又做了以税收为基础的统计,发现中国的税收是逆向转移的,中国的税收加大了第一次分配的差距。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刘浩指出,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分项计征个税造成不能按综合收入水平与纳税能力进行税收调节,这成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工薪收入等劳动收入为主判断收入水平进行累进调节,客观上加重了工薪阶层和劳动者的税务负担。单一的扣除税标准未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状况,造成纳税人负担的极不公平。扣除项目人群中低收入群众税负过重。刘浩列举了市场经济国家个税常见的扣除项目,包括夫妻共同纳税申报或配偶扣除,赡养老人或儿童的费用扣除,孕妇扣除,多子女扣除,居住用房的贷款利息扣除,年金和私人养老、医疗、意外等保险费用扣除,本人与子女的教育费用扣除,工作费用扣除,捐赠扣除。这值得我们参考。他建议按综合收入水平与纳税能力征收个税。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18.5.7刘慧 / 文)

 

扩中要靠全面改革来推动

各地正密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辽宁等 10 省市确定上调 2018 年最低工资标准。四川等地也相继调整企业工资指导线,均线保持在 7% 以上。记者获悉,“扩中”成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头戏。

重点群体增收是“扩中”的重要途径,目前相关政策也正加快落地。以技能人才为例,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贯彻落实《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地方上,山西省也出台了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方案。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要在技能人才、科研人才等方面加大投入,使其得到更多薪酬红利,另一方面则要对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强保障性。”专家白睿告诉记者。专家关博则建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增收能力。二是做好公共服务保障,为中等收入群体“增收减支”。三是发挥好社保政策的收入调节作用,确保老有所养以及分担各类群体灾难性支出风险。四是加强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感。

“还要以全面改革推动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表示,收入是结果,但深层次原因则是产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种相关政策。

(《经济参考报》2018.5.8)

 

县域经济已成发展短板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乡居民的获得感不断提高。当前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中的难点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和县域经济不发达。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依然偏低 ,尚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不能落户城市,亟需放宽城乡落户限制、破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中国县域经济尚不发达,难以形成对城乡发展的有效串接和有力支撑。目前,县域经济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主要存在结构转型压力较大、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较强的资源环境约束、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仍不完善、县域发展开放合作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县域经济在带动和支撑城乡发展、城乡互动方面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是导致中国部分乡村凋敝的重要原因。

未来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发展思想,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发展城乡和促进城市发展并重的方针,着力振兴县域经济。

(《学术月刊》2018 年第 4 期 吴丰华 韩文龙 / 文)

 

让新型城镇化走得更远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分析各国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产业结构变化的实质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或人口城镇化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库兹涅茨过程”。

在改革开放的1978—2015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提高了 16.7 倍。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转移,完成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个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间,常年外出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被统计为常住城镇人口,却没有获得城镇户口。这个时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路径表现为农民工的有来有去,同时一定是来大于去。

目前单纯从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幅度上看,我国城镇化速度似乎并没有减慢,但是,城镇化贡献因素的消长变化,已经预示着城镇化的可持续性有所乏力,从而作为库兹涅茨过程的性质明显减弱。目前我国城镇人口的年度增量构成中,一半以上则来自于所谓的就地转移。就地转移是通过改变行政区划,如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委会)等手段导致城镇人口的增加。由于在这种单纯统计口径的变化中,大批农村居民身份虽然变为市民,甚至很多还获得了城镇户口,但本身并不涉及就业类型和居住地的变化,并不发生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因此不是典型的库兹涅茨过程。真正符合库兹涅茨过程的城镇化因素是进城的农民工,而这个源泉已经开始式微。自 2014 年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长也开始减速,农民工增量对城镇化率提高的贡献从 2010 年的 31%,下降到2016 年仅为 2.3%。在城镇化继续遵循着有来有去模式的情况下,难免不久后会出现返乡人数大于进城人数的情况。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保证人力资源的返乡与进城一样具有效率。

(摘自《学习时报》2018.4.27 蔡昉 / 文)

 

“官场 +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周黎安在《社会》2018 年第 2 期上撰文,运用和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 官场 + 市场 ” 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 “ 官场 + 市场 ” 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

《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5 月 8 日刊登孙浩的文章说,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民企就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发展民企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现在应当是时候从理论上清楚地对此做出回答了。

坚持民企就是资本主义私企,其实就是断定私人办企业肯定剥削。这种认识有两条自认为很充足但却站不住脚的依据。

第一,第一个依据是私人办企业肯定剥削了工人。事实上,有没有剥削,只需看工资合理不合理,工资合理不合理只需看是不是符合劳动法。在我国,不同所有制执行同样一个劳动法,不能说国企职工是主人,而民企职工就成了受剥削的了。另外,民企职工如果对工资不满意,是可以用脚投票的。

第二,另一个依据是认为企业的利润都被企业主占有了,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事实上,企业利润虽归企业主了,但真正拿去消费的只占不大的部分,利润的主要部分其实还留在企业,用于创新、设备更新、产品升级换代以及扩大规模、应付生产成本的上升。这是企业主为未来支付的成本。利润留成在公有制企业里我们叫积累,而到了民企我们就说是剥削?这样的理论无法自洽。

当然,民企不是天使。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假冒伪劣、贿赂、寻租,民企也参与其中。但这反映的是丛林规则,要靠加强以社会的公共精神为前提的信用与法治来加以解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正确处理几对关系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思想基础,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科学定位社会主要矛盾,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党对人民立场的坚守,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提出了多方面的需要,各方面的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逐步满足人民各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关系。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全面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比较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必须贯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部实践的核心思想,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与根本价值导向。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重点。而在现阶段的经济建设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关口,就要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中心。可见,三个“中心”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科学对待。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就其相互关系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和党的领导是一致的、统一的。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中华尽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与此同时,党要想领导好一切工作,关键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不断奋进,才能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摘自《光明日报》郭文银 / 文)

 

提高应对错综复杂形势的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面对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我们亟须提高应对能力。

亟须提高形势预判能力。科学判断形势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宝贵经验。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尚未充分认识到国内外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仍满足于过去所取得的成绩,对风险挑战的研判能力明显不足;看不透形形色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在错综复杂形势面前一筹莫展、无所作为,有时甚至自乱阵脚、迷失方向。对于这些党员、干部来说,提高形势预判能力已成为一个紧迫课题。

亟须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缺乏统筹兼顾、注重平衡、多方协调的意识和能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能力明显不足。有的习惯于用单一思维看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不时出现;有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开展工作找不到症结、抓不住重点。应当认识到,只有具备战略思维能力,才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只有具备辩证思维能力,才能科学分析矛盾、善于解决矛盾、抓住事物关键、找准工作重点,有效推动事业发展。

亟须提高驾驭风险能力。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时出现的风险隐患,对党员、干部驾驭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内外兼顾、趋利避害的能力,化危为机、开创新局的能力,把握方向、规避风险的能力都还不足。党员、干部必须提高驾驭风险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颠覆性风险的底线。

(摘自《人民日报》2018.5.6 夏锦文 / 文)

 

在推进伟大事业中用好底线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挑战。底线思维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中,执政者或决策者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它不仅考验执政者的判断预测能力,也检验执政者战略眼光及心理承受力。

1. 底线思维可以培养整体观念、全局意识。

2. 底线思维蕴含忧患意识,强调居安思危。

3. 底线思维可以激发创新意识。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李兰英/ 文)

 

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近代以来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那些鄙视自己文化而只相信西方文化优越的论调,就是被殖民思维余毒伤害的残渣。以此来看,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是主心骨。在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

就古今关系而言,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单纯从文化领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说不清的,必须上升到社会存在变革的高度。中国社会从以儒学为指导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封建王朝更替的结果,而是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需要和现实选择。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然就包含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征、民族特色。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为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中外关系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不断汲取各国文明的长处和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对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强调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丝毫无损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灿烂。

(摘自《群众》2018 年第 3 期 陈先达 / 文)

 

党内法规制度研究的三个维度

黄泰岩在 2018 年 3 月 6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指出,党的建设与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可以说是一条历史规律,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党管党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关于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存在三个维度,并且展现了这三个维度下的具体研究理路,对党内法规制度研究具有典范意义。一是历史维度。党内法规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我们党的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形成的,是我们党把握建党管党治党之历史规律的智慧结晶。考察以党章为中心线索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政治维度。政治性是党内法规制度的首要特征,尽管它具有规范性特征,甚至是法律特征,但其政治属性必然强于其规范属性。在目的论层面,党内法规制度是执政党层层落实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主张和政策,确保、实现并巩固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三是系统维度。党内法规制度是一个规范集合体,就如同法律制度是由内容不同、性质有别和功能相异的一系列规范构成的体系一样,党内法规制度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组织权限规范、行为程序规范、权利救济规范等。

 

西方民主体制的三重衰败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近期,西方社会陷入了多事之秋,反全球化、疑欧主义、反建制、反移民等各种势力在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轮番粉墨登场。西方人曾自鸣得意的自由民主体制早已停滞不前。西方民主体制正日益陷入衰败。一是民主的结构性衰败,表现为西方民主体制内部的结构失衡和紊乱无序。近年来西方国家政治权力内部的结构失衡现象日益明显,或是行政部门及政治强人对其他部门权力的侵夺,或是行政机构受到立法机构的强大阻力而难以有效制定政策,不仅易造成危及政府正常运作的政治僵局,也不断侵蚀政治体系中审慎协作的精神。二是民主的有效性衰败,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下降。西方民主体制的内部失衡和无序,导致政府部门出现功能性障碍,国家治理水平下降。三是民主的正当性衰败,表现为民众逐渐对西方政府乃至西方民主体制失去信心。西方国家治理不善的后果主要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普遍感觉建制化的政府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能为普通民众的经济地位和生活带来明显的改变或帮助。尽管经历了各种经济和金融危机,但西方国家仍然鼓吹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普世性”。虽然福山提出了政治衰败论,但他并没有修正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反而发表文章坚称“民主依然屹立在‘历史的终结’之处”。然而,如果以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体制运行的结果是政府目光短浅、运行效率低下、政治腐败、无法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政治体制能成为历史的终结吗?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如果说有什么会终结的话,那就是西方个别精英所炮制的关于历史终结的错误观念的终结。

(摘自《红旗文稿》2018 年第 8 期 陈尧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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